王國維性格孤僻，沒有多少知心朋友。因此他非常看重自己與羅振玉之間的友誼，一旦意識到羅振玉是在利用他，甚至瞧不起他，他就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以致投湖自殺。羅振玉逼債說基本上把羅振玉描繪成一個小人，使王國維之死帶有小人算計的色彩。這種說法明顯帶有情緒性，因而不能算是持平之論，甚至有些滑稽色彩。應當承認，羅振玉在王國維自沉問題上，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不能因此完全抹殺羅振玉對於王國維的提攜之功，也不能認可王國維為一個毫無主見的傀儡式的人物，這顯然是對王國維的內心世界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無法將其作為王國維之死的確切原因。
（三）殉文化信念說
王國維始終沉浸於中華文化之中，一生都奉獻給了學術事業。“殉文化信念說”的提出者是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契合的陳寅恪。他認為將王國維自沉歸結於“殉清”的說法未免“局於一時間一地域”，並沒有真正把握王國維自沉的原因。其《王觀堂先生挽詞·序》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集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此論有助於我們理解身處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傳統文人的沉重轉身，為我們破譯王國維自沉之謎提供了新的思路。大凡古今中外的文化名人，其死因不能簡單地局限於一時一地，或受某一人物的影響。他們的死因必定有超越時空的、更為廣泛的意義。陳寅恪所論“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並非“身在此山中”的一般人所能理解。王國維同時代之人是很難理解王國維為何自沉的，這是一代學人的孤獨！我們不能機械地或簡單地把王國維自沉歸結為某一個人的影響，無論是羅振玉，還是溥儀，當然我們不排除有某一人物的刺激或推動，但不能將一代學術大師之死的原因完全推給這兩個人。這裏麵涉及一個非常複雜的文化認同問題，易代之際，中國文人往往把某一文化情結寄托於這個文化符號之上。王國維本身就是一個傳統與新學兼得的文化符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來理解王國維之死，或許有新的體悟。
黃節在王國維自沉後三天，去拜訪吳宓，表達了對王國維自沉的看法。據1927年6月4日吳宓的日記記載：“宓迎入述王先生死事。黃先生大悲泣，淚涔涔下。謂以彼意度之，則王先生之死，必為不忍見中國從古傳來之文化禮教道德精神，今將日全行澌滅，故而自戕其生。宓又詳述遺囑種種。黃先生謂，如是則王先生誌在殉清，與彼之誌稍異。”對於學術界流行的“殉清”說，黃節旗幟鮮明地反對，“與彼之誌稍異”之語已道出真相，他認為王國維之死是獻身於文化道德。吳宓原先讚成“殉清”說，但自從參加王國維的入殮儀式後，又持“殉文化信念”之見，其日記有如此記載：“然宓固願以維持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精神為己任者，今敢誓於王先生之靈，他年苟不能實行所誌，而淟涊以歿；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苟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王先生冥鑒之。”吳宓一生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從文化人格來體認王國維之死，可謂惺惺相惜。
王國維身處新舊文化轉型之際，文化裂變不時拷問著傳統文人的人格再塑，傳統文人經受痛苦的煎熬。一般看來，每當傳統文化衰落之時，浸染傳統文化越深的人，所受的痛苦也就越劇。王國維曾細心研讀德國哲學，極力傳播科學觀念，在西學中國化路徑上建樹頗多。但他自小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無法隔斷與傳統文化的聯係，後來他致力於經史之學，傳統文化更成為他學術生命的重要組成。在一定程度上說，王國維不斷改變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一直在尋找一條解脫之路。文化裂變帶給他的痛苦至深至烈，已經到了他不死就不足以解脫的程度。社會轉型期的文化人格建構，有人可能執著於一種價值，最終享受到社會的便利，但王國維的人格建構有中西兩種因子，他又不善於駕馭，在中西兩種文化上走鋼絲，故而長期浸染孤獨和憂鬱，自沉或許是一種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