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自沉是一個複雜的文化事件，個中包含豐富的文化信息。中國傳統文化之脈，千年傳承，雖有時麵臨衰落的危機，但文化精髓和內質從未剝離。文人誌士身處亂世之中，會有以身殉誌的決心和勇氣，陳寅恪、黃節等人的詮釋在學術界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陳寅恪等人的觀點，與其說是追溯王國維自沉的原因，倒不如說是以他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和斷論王國維的學術精神。我們不能簡單地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王國維之死，從表麵上看是“殉清”而死，但盡忠並非王國維生命的全部，揮手告別溥儀小朝廷、移居清華園，已經顯示他淡化甚至用力抹掉遺老影響的趨勢，其遺書內容也是一個有力的注腳。王國維自沉了，但這種文化意識永遠不會沉沒。在他身軀倒下的地方，卻樹立起一塊文化豐碑。
（四）性格悲劇說
王國維天性憂鬱悲觀，在《三十自序》中，他說自己“體質羸弱，性複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自是始決定從事於哲學”。叔本華思想中的悲觀和天才觀深深契合於王國維憂鬱的性格。王國維一向自視甚高，以天才自況。王國維認為一般人的快樂與痛苦，僅僅是生活中的快樂與痛苦，而天才由於能洞見痛苦的根源，因而要承受更為深切的孤獨和痛苦。愛子王潛明去世、老友羅振玉斷交，這些極具刺激性的事件，接連打擊王國維的精神世界，而哲學、史學卻並不能化解他內心的矛盾，所以走上人生不歸路。
在《三十自序·二》中，他說：“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他在同篇中又說：“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不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美術作為解脫人生痛苦的途徑，未能調和智與情兼勝的內在衝突，使他難以實現動態的平衡。
王國維的一生，是各種矛盾交織與思想鬥爭的表現，追求學術獨立，經濟上卻不得不依附於他人，這種矛盾幾乎伴隨他一生。對於王國維的死亡之謎，雖有諸多解讀，迄今尚未有一個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作為局外人，我們也許永遠無法真實而準確地抵達死者的內心世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作為一代大儒，他的死並不能完全歸結為某種簡單的原因，而是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是各種因素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在偶然中體現了一種必然性。王國維的自沉是經過慎重考慮而做出的決定，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現在，隻憑幾個極具主觀色彩的因素去追溯王國維的死因，怎麼說都隻是一種推測。
如今，國人已經難以知道王國維真正的死因，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王國維走進頤和園之前，為何還讓清華園三十五號人力車夫在門外等他？這是否表明他的內心還在做著最後的掙紮？王國維的最後要求，人力車夫實現了承諾，並老老實實地守候著，從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最終等來的卻是大師自盡的消息。昆明湖的縱身一躍，究竟是絕望於朝廷的覆亡，還是文化的式微呢？一百年來，王國維死因之謎，仍然是學術界一個饒有興趣的學術之謎。這件事情本身已經成為20世紀的一種文化現象，這也是王國維留給後人繼續探索的一個課題。王東明女士提議，希望世人多關注她父親的學術和成就，對其死因不必再爭議。亦即與其花很大精力去追究她父親的死因，倒不如靜下心來去傳承王國維的學術。還原曆史真相，辯證地看待王國維自沉事件，弘揚他追求學術獨立、禮讚自由思想的學術精神，可能是我們走近學術大師的最好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