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溥儀被逐出紫禁城之時，王國維就有自殺的意圖，隻是家人嚴加看護，才未能得逞。王國維死後，其遺書上書：“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蒿葬於清華園塋地。……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1927年北伐軍揮師北上，湖南葉德輝、湖北的王葆心慘案、浙江軍政府籍沒章太炎家產案，均使王國維受到巨大的刺激。為了避免再次受辱，按“君辱臣死”的古訓，還不如一死了之，故而“殉清”說似乎還可以理解。但是，“殉清”之說存在疑問，王國維並無葉德輝在湖南組織籌安會如此劣跡，也不曾發表過鼓吹複辟的言論，更沒參與複辟的活動。當溥儀決心依靠日本，以天津為基地進行複辟活動時，王國維已經應聘清華導師了。王國維並不想做諫死之臣，否則辛亥革命之時，他早就“殉國難”了。王國維遺書中隻交代家事和書籍之安排，絲毫沒有涉及溥儀小朝廷的文字，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他的遺書視為一種內心的恐懼，有明確的價值指向，他的自沉，是社會和個人綜合的悲劇。
（二）羅振玉逼債說
王國維被羅振玉逼債致死一說，在王國維投湖之後的一段時間內相當有市場。逼債說最早源自鄭孝胥，史達、溥儀、郭沫若也同意此說。1927年8月7日，史達《王靜安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較早持此觀點，該文認為王國維自沉是遠因和近因的綜合作用。遠因是王國維自任教蘇州師範學堂之日起，被羅振玉“拉攏著做他學問上的工具，而王先生後半生的處處可憐便在那時上了無形的桎梏”，近因則緣於羅、王二人曾在日本合夥做過一次生意，王國維攢錢一萬多，分文未取，均放在羅振玉處作為存款，後來，羅振玉又兜搭王再做一趟生意，孰料大折其本，王國維因此還背上不少債務。這些利息“剛剛把王先生清華所得的薪水吃過，還須欠些。那麼一來，把個王先生直急得又驚又憤，冷了半截，試問他如何不萌短見”？“合此兩因，竟把一個好端端的學者活活地逼死。”
溥儀《我的前半生》記載：遜清內務府大臣紹英曾托王國維代售一批字畫。羅振玉得知後，從王國維手中把字畫要了去，說可以替他賣。但賣後羅振玉把所得的一千多元全部扣留，作為王應還羅的債務。王向他索要，羅反而算其舊賬，“竟向他追起債來，後來不知又用了什麼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國維，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麵子的王國維”無法麵對紹英的催促，因而自盡。1936年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也有相似的記載：“據說他並不是忠於前朝，而是別有死因的。他臨死前寫好了的遺書，重要的幾句是‘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絕沒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遜帝來。這樣要說他是‘殉節’，實在有點說不過去。況且當時時局即使危迫，而遜帝溥儀還安然無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應該等溥儀有了三長兩短之後，再來死難不遲，他為什麼要那樣著急？所以他的自殺，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為‘殉節’看待。據說他的死，實際上是受了羅振玉的逼迫。詳細的情形雖然不十分知道，大體的經過是這樣的。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與其事，大折其本，羅竟大不滿於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殺的路。”郭沫若認為“摯友之絕”對王國維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羅、王二人，亦師亦友，關係非同一般。二人關係一向密切，王國維得到過羅振玉的很多資助，王對羅也一直心存感激。後來羅將女兒嫁給王的長子王潛明，二人結為親家。由於王國維的傑出學術地位，並且任職清雋小朝廷。在一定程度上說，羅振玉視王國維為布在溥儀身邊的一粒棋子，利用王國維以達到他的政治目的。而羅在王喪子後，把新寡的女兒從王家接回，王國維曾經湊足過三千大洋寄給羅家以做兒媳日常用度，羅振玉卻三番五次退回，致使王國維感到很丟麵子，由此覺得受到了侮辱。與王國維有近三十年交情的殷南，在1927年10月《我所知道的王國維先生》一文中說：“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