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號標在哪裏，也是有爭論的。標在音節末尾可以區別音節，但是過於鬆散。標在元音字母上麵，能表示聲調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變化。但是，“iu”“ui”標在哪一個字母上麵好呢？這個問題，方案委員會沒有做出決定。現在標在後一字母上麵，已經成為習慣，這是群眾的約定。
方案規定了字母名稱，但是沒有認真推行。注音字母的名稱事實上代替了拚音字母的名稱。近來又有用英文字母名稱代替的趨勢。這是一個先入為主的習慣問題。
問題很多，不能細談。漢語拚音方案不是沒有缺點的，但是改掉一個缺點往往會產生另一個缺點。缺點和優點是共生的。隻能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
漢語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來的演變曆程是：從外國方案（威妥瑪式）到本國方案（注音字母），從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國際形式（國語羅馬字），從內外不同（國內用注音字母，國外用威妥瑪式）到內外一致（國內國外都用漢語拚音），從國家標準（國語羅馬字、漢語拚音）到國際標準（漢語拚音：ISO-7098）。
四十年來的經驗表明，漢語拚音方案是一座現代化的文化橋梁。它一方麵方便人民大眾走向文化，另一方麵方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我和語文現代化
我對語言學和文字學是外行，我參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我的孫女兒在小學時候對我說：“爺爺，你虧了！你搞經濟半途而廢，你搞文改半路出家，兩個半圓合起來是一個○。”這就是我的寫照。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後，我從國外回來，在上海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書，院係調整後在上海財政經濟學院教書。一九五五年接到通知，要我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我被留在新成立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我說我對語文是外行。領導說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服從分配，就此改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我業餘寫過幾篇有關語文的文章，提出一些幼稚的所謂新觀點；三十年代，我業餘參加拉丁化運動，寫過一些有關改進拉丁化的文章。這就是我被留下在文改會工作的緣故。
“二戰”後，新獨立一百多個國家，都有語文建設問題，有的需要規定國家共同語，有的需要設計國家通用文字。文明古國也要更新語文，例如日本戰後實行語文平民化，印度製定國家共同語和邦用共同語。國外興起一門新的學問，叫作“語言計劃”，這跟中國的“文字改革”名異而實同。“文字改革”包括語言問題，“語言計劃”包括文字問題。文字改革或語言計劃，又稱“語文現代化”。
參加製訂漢語拚音方案
解放初期，政府以掃除文盲作為建設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在“突擊識字”等方法失敗以後，把希望寄托於文字改革。
中國的文字改革開始於清末，內容逐步發展，前後包括：一、語言的共同化；二、文體的口語化；三、文字的簡便化；四、注音的字母化；五、語文的電腦化；六、術語的國際化。五十年代提出三項文字改革的當前任務：一、簡化漢字；二、推廣普通話；三、製訂和推行漢語拚音方案（參看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周恩來總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
一九五五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把國語改稱為普通話，給普通話定義為“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會後成立“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我是委員之一。我提出“普及”普通話的兩項標準：一、全國學校以普通話為校園語言；二、全國公共活動以普通話為交際媒介。
起初，“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設計民族形式的拚音方案，在一九五五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展示四種民族形式的拚音方案草案，沒有得到語文界的積極響應。於是在文改會下麵成立“拚音方案委員會”進一步研究製訂方案。一九一八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後改稱“注音符號”）不便國際交流；一九一八年公布的“國語羅馬字”拚寫法太煩瑣，難於推廣。於是決定研究製訂更加適用的漢語拚音方案。
“拚音方案委員會”詳細研究了方案的原則和技術問題，包括：一、字母形式問題（民族形式和國際形式；譯音方案和文字方案等）；二、語音標準問題（人為標準和自然標準；方言和普通話的對比等）；三、音節拚寫法問題（雙拚和音素化；字母標調和符號標調等）；四、字母的具體安排問題（聲母“基欺希”的安排；舌尖前後元音的安排；雙字母的減少；新字母的取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