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被捕之後，許多救國會的會員也相繼秘密被捕。救國會變成非法團體，隻能暗中秘密聯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忽然傳來西安事變消息，蔣介石被軟禁了。形勢緊張達到極點。當時我們最擔心的是，國內戰爭爆發，“七君子”可能被殺害。四處營救，走投無路！想不到風雲急轉，比預料的還快。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蔣介石同意抗日之後，張學良陪同蔣介石飛回南京。可是，“七君子”等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麵侵華的“七七事變”之後才得到釋放。
“七七事變”之後，我和許多救國會的朋友們轉移到重慶。乃器和我又在重慶見麵了。上海許多工廠緊急遷移到重慶，稱為遷川工廠。為了給遷川工廠服務，乃器成立了一個工業經濟研究所，他自己擔任所長，邀我擔任副所長。後來我轉任農本局的工作，跟乃器分手。抗戰八年，人事多變，工作紛更。乃器一度離開重慶，到安徽跟李宗仁合作。我在農本局之後，又到新華銀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後，我被新華銀行派往國外。
上海快要解放的時候，我從英國倫敦回到香港，等待機會重回上海。在香港又跟乃器相見。乃器建議我參加當時在香港由他主持的民主建國會。乃器說，這個組織的基礎是救國會時期上海經濟界的星五聚餐會，以及後來在重慶擴大了的工商界的星五聚餐會，我原來是這個聚餐會的參加者。他又解釋說，曆史經驗說明，經濟界需要有一個自己的政治組織。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報》租用一隻輪船，名叫盛京輪，專門運送留港人員回上海。我附驥乘船，在六月三日回到上海。這隻輪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鎖。下了輪船，看到許多在香港的熟人。我找乃器，沒有找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乃器擔任糧食部的部長。他曾問我是否願意去糧食部工作。我說我不想擔任行政工作，還是回到教書兼銀行的老本行。一九五五年，我從上海被調到北京，擔任文改會的工作。從此，我跟乃器的工作屬於不同的部門。
一九五七年掀起了“反右”運動。經濟界公認的左派名人章乃器，竟被定為大右派。他如何在二十多年間受了打擊和折磨，我一點也不知道。一位朋友說，頭角崢嶸必然頭破血流，這是“反右”的規律。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之後，胡耀邦在鄧小平領導下主持中央工作，盛傳“右派”即將平反。小道消息說章乃器先生將是平反的第一批。大致是一九七六年秋天，一位朋友偷偷地告訴我，乃器住在北京東郊紅廟某樓，可是不知道門號。當時紅廟是人跡稀少的地方。我按地址去看乃器。問樓下的人，無人知道有個章乃器。高樓沒有電梯，我一層一層爬上去，一層一層敲門探問，敲到第八層終於找到了乃器。
他住在高樓的最高一層，一間大房，半間小房。我敲門後，在門外等候了好久，似乎門內無人。終於，門開了。他和我相見而相互不相識，經過了木然相對的幾秒鍾，然後如夢方醒，彼此認出來了。
他的大房間裏放著一張大床，床很大，幾乎占據整個房間。旁邊餘下一條空處，放一張破舊的長沙發。他把上麵堆放著的衣服和被窩拿開，我們並坐談天。房間裏有一位青年，乃器說是他的小兒子，看到客人來，就輕輕地走了出去。我不問乃器近年來的生活，也不談什麼“右派”平反的消息。隻談愉快的不傷脾胃的話，說了一陣，我辭別而去。顯然，這時候乃器還不知道平反的消息。
後來，在報紙上看到乃器真的平反了。更後來，又在報紙上看到乃器去世了。他比我年紀大幾歲，去世是自然規律。可是一位本來可以在解放之後大有作為的人才，就這樣默默地離開了需要他的中國土地！隻有曆史不會忘記他在國家危亡之際曾發揮過的時代作用。
一九九六年？時年九十歲多兩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