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僅是一位嚴肅的科學家，他還是一位輕鬆的藝術愛好者。他的興趣非常廣。他喜歡收藏古玩。他愛聽古典歌劇“昆曲”。他愛參觀各種美術展覽。有一次，在重慶，我同我的妻子張允和到他家去。他正在清理他收藏的古錢幣。他見了我就說：“你看我，弄得滿手銅臭！你這位銀行家，溫文爾雅，反而一點銅臭味也沒有！”
他同朋友們談天，一談就談到深夜。他的談話都是輕聲輕氣，娓娓道來。所談的有使人感歎的古今逸事，使人向往的偉人偉績，還有趣味深長的詩文，忍俊不禁的笑話。從他的談笑之中，我體會到了如何修身養性的做人道理。每一次我同他閑談之後回家，心中都帶著新的問題，新的感想。他是我的親密而又尊敬的良師益友。
他的思慮如江河之長，他的學識如海洋之大，“河海大學”是他的適當歸宿。他的偉大抱負，將來一定會由他的學生們在前進的建設中變成現實。在他百歲紀念的時刻，我好像又一次從他的家裏走回我家，一路上低頭細細思量著他的一言一笑。
一九九四年？時年八十九歲
章乃器：膽識過人的銀行家
接到包頭市章翼軍來信：“叔叔、嬸嬸：久未問候，身體可健，念念！近悉有關單位擬出版先父章乃器專輯。我知道叔叔與先父交往多年，深知先父的為人。我們迫切祈望叔叔能賜教，寫一篇紀念文章，為專輯增光。”
這是一封出乎意料的來信，引起了我六十年前的回想，往事如夢的回想。我於是寫了此文。
在我的朋友中間，章乃器先生是一位最為奇特的人才。他的才能出類拔萃，所以當時有許多青年人欽佩他。他的言行與眾不同，所以當時有許多老一輩害怕他。他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經濟界引起議論最多的奇特人才，所以他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
我在認識他之前就看過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氣勢之盛，立意之新，在抗戰前夜，許多青年人讀了，拍案稱奇，深受感染。我以為他可能是一位趾高氣揚、難於接近的人。一見之下才知道他對人是低聲說話、平易近人。
我跟他認識是在抗日戰爭前上海的征信所，征信所是上海銀行界創辦的一個商業信息服務機構。上海銀行界推舉七八家有代表性的銀行，各出一個組成理事會，管理所務。我代表江蘇銀行，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理事會以乃器為主任。每周幾次，理事們中午到所共餐，借共餐時間商議工作。這樣，我就經常跟乃器見麵。跟他共事中，看到他工作能力之強，解決問題之快，使人驚異。
一天，他邀我到他家去吃便飯，從業務談到當時的國家大事，他跟我不僅業務見解相同，政治見解也相同，於是他和我成為說得來的朋友。他的夫人胡子嬰女士，是一位能說善道而見識非凡的女性，胡子嬰也成為我和內人張允和的說得來的朋友。
日本的侵略得寸進尺，越逼越緊。一九三五年，乃器成為主張積極抗日的救國會的中堅人物。他建議我參加救國會，加入他主持的小組。加入這個小組的還有蔡承新、彭石年、趙君邁等人。每隔一天的晚上，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聚會，互通消息，商議做什麼救亡工作。這樣，我從乃器的業務同行，成為乃器的政治同道。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的政治形勢，緊鑼密鼓，瞬息萬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突然間“七君子”被捕了！乃器是七君子之一。救國會的工作變為主要是營救“七君子”。七君子被關押在蘇州監獄。當時我的家在蘇州，我一人在上海，每逢周末回蘇州。一天，胡子嬰在深夜忽然到蘇州敲我家的門。張允和見到胡子嬰半夜投宿，大吃一驚！兩人商議第二天如何探監之後，張允和安置胡子嬰在一間臥室住下。胡子嬰一夜未眠，第二天她的臥室煙灰缸裏堆滿了煙頭，滿屋子盡是煙霧。
從此，胡子嬰成為經常到蘇州我家的客人。鄒韜奮的夫人沈粹縝女士和其他幾位的夫人也常來。她們帶了孩子們到蘇州，這不僅是為了使孩子們能看到爸爸，而且是因為孩子們探監方便，衣服裏夾帶文件也不檢查。張允和成天忙於招待和安排探監事務。乃器的家屬和其他幾位的家屬都成了我家的親熱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