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吾爾語當時已經有規定的羅馬字拚寫法，隻要把新字母改為通用字母就行。蒙語當時還沒有規定羅馬字拚寫法，隻能采用正在擬議中的拚寫法。藏語沒有可以依據的羅馬字拚寫法，要規定一種暫時應用的拚寫法。更難解決的是，藏族還沒有各方言共同接受的民族共同語。經過再三考慮，隻能按照中央廣播電台所用的語言作為提供聯合國的拚寫標準。
“漢語拚音方案”終於被聯合國接受作為拚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這是在中國還沒有進入聯合國的時候，中國的文化設計首先進入了聯合國。
逆境中有順境
當時知識分子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頭爛額，處境十分狼狽。在這樣的逆境中間，曾先生一次一次來到我的辦公室，共同商量問題。此情此景，使我永遠難忘。
在曾先生的積極推動下，編輯出版了中國分省地圖的“漢語拚音版”，適應國際標準化的需要；出版了以漢語拚音字母為順序的《中國地名錄》，便於國內和國際檢查應用；規定了中國省區拚寫法的縮寫代號，便於郵電事業使用。
中國地圖和地名充分利用拚音，不僅擴大了拚音的用途，並且使中國地名容易被世界各國所了解和應用。曾先生是通過地圖和測繪專業使中國文化走上世界舞台的引路人。
曾先生對中國國內少數民族名稱的拚寫法也非常關心。他跟我共同研究這個問題，前後經曆多年，試擬過多種格式，最後在少數民族語文專家們的共同努力下，訂出了一個少數民族名稱拚寫法的國家標準。這個標準今天已經成為國內和國外經常使用的文件。
曾先生以九十多歲的高齡，經常一個人擠公共汽車，從遙遠的北京西郊來到北京的東城。這使我和我的同事們吃驚，感到不安，可是他若無其事。他的精神力量有難以置信的功能。
他是一位兼有西方學術和東方道德的人。他知識宏博而自謙不知，思想精進而言談和緩，堅持真理而不卑不亢。他在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同我常常共同提出提案，對語文和文化的現代化，盡一點促進的努力。
對我來說，我能得到像曾先生這樣一位良師益友，多年往來，真是三生有幸。如果要我說出一位我所知道的人格完備的近代人，我將脫口而出：曾世英先生。
鄭權伯：水利學大師
良師益友
鄭權伯教授（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已經去世，現在是他誕辰一百周年。我深深懷念這位我的良師益友，中國近代水利科學研究事業的奠基人。
他比我大十二歲，他是我的大阿哥、好朋友，他的學問是我的老師，他的品德是我的模範，我敬重他如同敬重我的父輩。
他從德國學成歸國，正是風華正茂的三十歲。從那時起，他在水利和市政工程部門從事教學、科研和建設工作，曆七十年如一日。這樣的學者，這樣的獻身，在中國、在全世界，能有幾人？這樣的學者，這樣的獻身，在中國、在全世界，不是人類社會中最高尚的模範嗎？
在戰爭動亂的漫長年代裏，他的學術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在全國解放以後，我以為他可以大顯身手了。的確，他能貢獻的比過去多得多了，特別是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研究生。但是一再受到學術偏見和出身偏見的幹擾，他的學術仍舊沒有能夠充分發揮作用。他和他一輩老科學家的不受重用，是近四十年來中國建設事業遲遲不前的原因之一。更想不到的是，以他的一身清白，竟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經濟受到巨大損失。這雖然隻是“十年浩劫”中曠古未有的萬千事例中的一例，但是不能輕輕帶過，認為過去已經過去，何必再說。為了中國的未來，我們應當叫子孫牢記這可能毀滅中華的慘痛教訓，決不能讓它再次重演！
海上論文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他和我都在上海。我同幾位朋友辦一個經濟學刊物，名叫《經濟周報》。我常請他寫文章，談論中國的水利問題，以及一般經濟建設問題。他的文章寫得內容充實，見解科學，筆調平易，深入淺出，受到讀者們的歡迎。他常說，經濟建設必須科學地說、踏實地做，決不能嘩眾取寵。他的不朽名著《中國水利史》是當時上海許多青年經濟學研究者愛不釋手的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