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公先生長期以來熱心文字改革，不僅觀點跟文改會的同道們共鳴，而且在許多工作中跟文改會的同道們協作進行。他最後擔任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的會長，就是他眾望所歸的證明。他幾次對我說，他被邀到國外講學，人家希望他多講一些語法學，可是他想盡辦法多講中國的文字改革。他的學術思想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後看的。他同意我們提出的“厚今而不薄古”的觀點。這跟中國語文學界的傳統思想有許多不同之處。
誌公先生比我小幾歲，可是他一早就拿起拐棍，留了胡子，而且胡子漸漸有些花白的影子，人家稱他張老。他笑笑、點點頭。我呢，年紀比他癡長幾歲，可是不拿拐棍，不留胡子。每次一同開會，他總是笑著介紹說，我是他的老弟。我也就稱他為老兄。許多人信以為真，引起哄堂大笑！這是我們常在一起開會的趣事。
現在，我還是常常遇到問題就拿起電話跟他老兄商量。可是，在想電話號碼的時候，我忽然記起了老兄已經登上了“八寶山”，而老弟還停留在“後拐棒”。真是，“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我們一輩的人屬於語法學上所說的過去時態了。可是中國語文和語文研究應當永遠屬於未來時態。
曾世英：現代地圖學的開創者
開創現代地圖學的新紀元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翁文灝先生認為，開辟了“中國地圖學之新紀元”。這兩部地圖是“丁文江先生創其計劃，曾世英先生任其工作”。丁先生和曾先生是中國現代地圖學的新紀元的開創人。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地圖落後於世界水平，多數以康熙年間的測量作為底圖。《申報》為紀念創刊六十周年，出資編印這兩部地圖，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一陣“中國地圖熱”。我和同輩青年，由此對中國地圖有了新的認識，曾先生的大名深印在我們心中。
《申報》主人史量才先生說得對：“確認史地二科，凡人生基本觀念之所以確立，與夫愛群愛國心之所由培成，胥於二者是賴。”這兩部地圖的出版，正值日寇大舉侵華，“神州風雲變色，遼吉黑熱陷落”。人民看圖思國，振臂高呼：“還我河山！”
這兩部地圖不僅內容新穎，而且索引完備。它有三種地名索引：四角號碼索引、部首索引和羅馬字索引。把羅馬字索引放進地圖，在當時是創舉。更可喜的是把“分省圖檢視表”印在硬封麵的背後，尋找圖幅，一翻就得。這個小小的創意，把效率觀念引進了不知效率的古老中國。
這兩部地圖，我多次失去，多次重購，解放以後又在舊書店再次買來，至今珍藏在我的手邊。
與大學者為友
一九五五年，我來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次年調來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文字改革，不論是簡化漢字還是漢語拚音字母，都跟地圖有密切關係。由此我跟曾先生有了工作聯係，常常見麵，切磋研求。他是我心中早已敬仰的大學者，我竟然有機會同他成為時常往來商量工作的朋友，使我得到了不敢設想的榮幸。
當時，曾先生正在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這本地圖集，一九五六年一月開始設計，當年年底製版打樣，一九五八年印出第一版。它按照一九五六年《漢字簡化方案》用簡化字編寫地名；同時，按照一九五六年《漢語拚音方案》（草案）編寫地名索引（一九五八年公布的《漢語拚音方案》對草案作了修改）。這是最早應用漢語拚音字母的出版物。
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時期，聯合國“地名國際標準化會議”提出中國地名羅馬字拚寫法需要標準化的問題。曾先生同我共同研究解決其中的技術問題，對漢語地名的羅馬字拚寫法，提出通名和專名兩分法的原則；對非漢語地名的羅馬字拚寫法，提出藏語、蒙語和維吾爾語三種少數民族語言采用“名從主人”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