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拚音文字
一九二八年公布的“國語羅馬字”，一九三三年從蘇聯引進的“拉丁化新文字”，引起了林先生的強大共鳴。他認為二者各有不足之處，於是取長補短，設計自己的新方案，創立一個拚音化運動的“中間派”。他的方案稱為“簡體羅馬字”（後來改稱“國語拚音”），主要特點是：一、采用“國語羅馬字”的基本式，去除煩瑣的標調變化；二、規定“定型字”和“定型詞”，分化同音詞。他說：“我所主張的拚音文字是簡化的國語羅馬字，也就是改正的中文拉丁化。”一九四二年他出版《中國拚音文字的出路》，對拚音文字的“正詞法”和其中的“同音詞”問題，提出了他的新見解，使語文界耳目一新。
他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得到如下的認識：一、拚音文字不能寄生在漢字上，應當撇開漢字，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二、解決拚音文字中的“同音詞”問題，除用聲音不同的同義詞以及用複音詞代替單音同音詞以外，需要采取“定型化”方法，對常用的同音詞規定“特別寫法”。他用“簡體羅馬字”譯寫出版《路得的故事》和《窮兒苦狗記》，在實踐中驗證理論。
“定型化”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定型化”指的是“正詞法”的標準化，主要是其中“分詞連寫法”的標準化。狹義的“定型化”指的是一般拚寫規則以外的“特定寫法”。林先生的“定型化”屬於後者。
他變化一部分音節的基本拚法，作為“通盤解決”同音詞的方法。他用“變體”“方音”和“符號標調”三種方式，規定了二百四十四種音節的“特別寫法”，使四百四十二個漢字所構成的許多同音詞都有各自的“特別寫法”（後來減少為四十二個“定型字”分化許多同音詞）。
一九四四年，他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在他的《連寫·定型·注調·分部：國語拚音詞彙》和《中國拚音文字的整理》兩部著作中。他的定型化試驗遇到的困難是，“特別寫法”隻能分化“視覺”的同音詞，不能分化“聽覺”的同音詞，同音仍舊是同音，而“特別寫法”的“任意性”使他的拚音文字接近於“漢字化”，難於為其他人所接受。
編寫曆史故事和提倡成語通俗化
林先生認為語文現代化是教育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語文現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體口語化”。文章不但要寫出來用眼睛看得懂，還要念出來用耳朵聽得懂，否則不是現代的好文章。
他又認為曆史知識是愛國教育的必要基礎。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編寫通俗的曆史故事上。這一工作一舉兩得，一方麵傳播了曆史知識；一方麵以身作則，提倡文章的口語化。
林先生曾對我說：“我一口寧波話，按照我的寧波官話來寫，是不行的。”因此，他深入北京的居民中間，學習他們的口語。寫成文稿，再請北京的知識分子看了修改。一位曆史學者批評說，林先生費了很大的勁，這對曆史學有什麼貢獻呢？但是，這不是對曆史學的貢獻，這是對教育和語文的貢獻。《二十四史》有幾個人能閱讀呢？中國通史一類的書也不是廣大群眾容易看懂的。中國青年對中國曆史越來越了解貧乏。曆史“演義”和曆史“戲劇”又臆造過多。通俗易懂而又趣味盎然的曆史故事書正是今天群眾十分需要的珍貴的讀物。
他接連編寫出版了《東周列國故事新編》《春秋故事》《戰國故事》《春秋五霸》《西漢故事》《東漢故事》《前後漢故事新編》《三國故事新編》《上下五千年》（由曹餘章同誌續完，香港版改名為《龍的故事》）。用力之勤，使人驚歎！這些用“規範化普通話”編寫的通俗曆史故事，不但青年讀來容易懂，老年讀來也津津有味，是理想的曆史入門書。這樣的書，在我們這個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裏，實在太少了。
在編寫曆史故事中，他遇到許多“文言成語”。“文言成語”大都是簡潔精辟的四字結構，其中濃縮著曆史典故和曆史教訓。有的不難了解，例如“大題小做”“後來居上”“畫蛇添足”。可是，對一般讀者來說，很多成語極難了解，因為其中的字眼生僻，讀音難準，不容易知道它的來源和典故，必須一個一個都經過一番費事的解釋，否則一般人是摸不著頭腦的。例如“懲前毖後”“杯弓蛇影”“守株待兔”。文言成語的生澀難懂妨礙大眾閱讀和理解。是不是可以把難懂的文言成語改得通俗一點呢？林先生認為是可以的。
他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在《文字改革》雜誌上連續發表《文言成語和普通話對照》，研究如何用普通話裏“生動活潑、明白清楚”的說法，代替生僻難懂的文言成語。他說：“有些成語，文言裏有，普通話裏也有類似的話。例如‘赴湯蹈火’，普通話中就有‘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說得更形象化些；有‘上刀山下火海也幹’，意思跟‘赴湯蹈火’完全一樣。”又如“罄竹難書”，群眾的語言中就有“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意思完全相同。他認為，“普通話比文言好懂，表現充分，生命力強，在群眾嘴裏有根”。下麵再舉幾個他提出的“文言成語和普通話對照”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