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較早重視並參加漢字改革運動的語言學者之一。清末民初，有少數幾位語言學者重視並參加了漢字改革運動。例如，勞乃宣提倡“簡字”，黎錦熙參加製訂“注音字母”，趙元任提出“國語羅馬字”的原則。但是，漢字改革一向不被看作是語言學的課題。王先生在一九三八年寫的《漢字改革》的“自序”中說：“漢字的優劣及改革後的結果，都屬於語言學的範圍。”這句話，奠定了漢字改革的學術地位。
他說：“漢字改革問題，在某一些觀點上看來，乃是政治上的問題；我對於政治素來沒有興趣。似乎是不配來參加討論的。不過，漢字改革的本身雖是一種政策，而漢字的優劣及改革後的結果，都屬於語言學的範圍。語言學者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科學問題去討論，闡明了改革與不改革所產生的必然結果，讓政治家去討論它應否實施。”
對於漢字改革，一向有讚成和反對的爭論。王先生說，“無論讚成或反對，都把問題看得太簡單”，“我希望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加以注意”。這是王先生給漢字改革運動敲的警鍾。可是直到今天，人們還是繼續犯簡單化的毛病，不是簡單地讚成，就是簡單地反對。
王先生說：“讚成的就說中國人讀了幾年書還不會應用文字，以至文盲太多，如果改為拚音文字，文盲就可以消滅了，學習新文字隻要一兩個禮拜就會寫會讀了。反對的就說漢字有幾千年的曆史，為中國文化的結晶，我們不忍中國未亡而文字先亡，所以漢字有保存之必要。這種說法無論讚成或反對，都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沒有把它的複雜性提示出來。因此大家都覺得事情容易辦。其實，隻要肯多費心想一想，就會覺得改革與不改革各有利弊，而利弊所關不僅在文字本身。所以這一個被別人說得很容易很簡單的問題，一到我的手裏便千頭萬緒，難於應付。我實在也隻能做到將問題及具體事實作係統的敘述，注重提出問題而不在具體建議。”
王先生站在“語言學”的立場上來談漢字改革，使中國的語文問題，從群眾運動發展為學術研究，開拓了語文運動的新境界。由此，漸漸有人知道，語文運動不能再滿足於簡單的宣傳，而是要重視科學性和客觀性，使運動和學術結合起來。
王先生說：“在本書裏，我固然沒有替‘存文派’辯護，但也沒有替改革派作積極的宣傳。因為宣傳的口氣越多，科學的態度就越不夠。凡是宣傳，就不免對於不利的事實有所掩飾，同時對於有利的事實有所誇張。掩飾與誇張，都會失了科學的真理。我因為把這問題的政治方麵撇開，不當它一種政治看待，自然也用不著掩飾與誇張。素來沒有政治興趣的人來談漢字改革，其缺點在此，其優點也在此。”
這些話是在五十年前說的。“自序”末尾注明“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王了一序於桂林”。看了這本書，我感到王先生的改革思想非常崇高、深入、真誠、懇切！可惜五十年來，在一次又一次的語文波濤大起大落中，王先生的話沒有得到人們的認真傾聽。
《漢字改革》是一本袖珍小冊子，可是內容豐富，既有改革理論，又有具體方案。
他說，漢字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主要是能超時代和超方言。可是，讀懂古書必須研究訓詁；方音讀書妨害語言統一。缺點主要是難認難寫。“當今的急務是把全國的文化水準提高，是在於用最有效的方法把現代文化灌輸到每一個國民的腦子裏。如果漢字是難學的，哪怕有一百個優點，也為功利派所排斥；如果有另一種文字比漢字更容易學習，哪怕有一百個缺點，也該為功利派所歡迎。”
談到漢字與文盲，他說：“人們因為中國人的文化水準太低，就歸罪於文盲太多；因為文盲太多，就歸罪於漢字的難認難寫。其實問題決不會是這樣簡單的。”在列舉文盲眾多有許多並非漢字的原因以後，他總結地說：“我們說了以上這一大段的話，無非要給漢字洗刷造成文盲的‘主犯’的罪名，並不想說它連‘從犯’的罪名也沒有。”
他認為，漢字改革“有三個很大的難題”：“第一是曆代書籍的處置問題”，“第二是語言的選擇問題”，“第三是新舊交替的問題”。五十年代以來，隻簡化了部分漢字，改用了拚音字母，沒有準備以“拚音文字”代替漢字，因此這三個問題可以說是還沒有發生的機會。
關於“漢字改革的可能性”，他認為，“語言文字都是社會的產品，隻有社會的大力量才能改造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