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湘先生有一次發表一篇短文，大意說，好多位社會著名人士，寫文章談到語文問題，其中有常識性的錯誤。例如，不知道“語”和“文”的分別，不知道“詞”和“字”的分別，更不知道拚音應當分詞連寫。語言學和文字學的基礎知識沒有成為群眾的常識，需要在文化人中間進行科普宣傳。這是切中時弊的見解。今天我們每天看電視，就看到漢字使用的不規範，拚音分詞連寫的混亂。這不能說不是今天我國文化生活的缺點。我們紀念叔湘先生，應當像叔湘先生一樣，提倡改正社會用字的不規範，改正拚音分詞連寫的混亂，使大眾的語文知識水平提高一步。
古人評論人物常用“道德、文章”兩事作為尺度。叔湘先生的文章和學識被語文學界奉為泰鬥。他的道德和人格更是語文學界和一切知識分子的楷模。叔湘先生的高尚典範將永遠留下美好的記憶於人間。
林漢達：大眾化的教育家
林漢達先生（一九00—一九七二）是一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字改革研究者。他一生做了許多工作，這裏略談如下幾點：一、向傳統教育挑戰；二、參加掃盲工作；三、研究拚音文字；四、編寫曆史故事和提倡成語通俗化。
向傳統教育挑戰
一九四一年，林先生出版他的教育理論代表作《向傳統教育挑戰》，一方麵有批判地引進西方的教育學說，一方麵向中國的傳統教育提出強烈的挑戰。他認為，要振興中國的教育，必須改革在封建社會中形成的教育陳規。一種陳規是“照本宣科”：教師隻是把自己做學生時候學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一本《三字經》可以用一千年，這是“輪回教育”，這樣的教育阻礙知識的更新。另一種陳規是“模式僵化”：教育方針、學程組織、課本內容、教法實施等，在在都有刻板的規定，不許越雷池一步，教師和學生同樣處於被動地位，無法發揮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智慧創造力。
他淋漓盡致地批判了“鑲金嵌玉的鋤頭”“小和尚念經”“熟讀唐詩三百首”“填鴨子教育”“鐵杵磨成繡花針”等傳統教學法。他認為，“興趣和努力”是不應當分割的，“興趣生努力，努力生興趣”。
他認為，要普及教育必須掃除文盲，而這又必須在根本改革社會製度之後才有可能。他把“掃盲”“普及教育”“語文改革”“出版事業”“社會發展”，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他在半個世紀以前發表的教育理論，好像是針對著今天的教育實際問題，仍舊值得我們學習和深思。
參加掃盲工作
一九五二年，教育部成立“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林先生擔任副主任。他滿腔熱忱、全力以赴，投身於大規模的掃盲工作。這一年，教育部公布《常用字表二千字》。一九五三年，掃盲委員會規定“掃盲標準”：一、幹部和工人識兩千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二百—三百字的應用短文；二、農民識一千常用字（後來增加為一千五百），大體上能閱讀通俗的書報，能寫農村中常用的便條、收據等。不識字或識字數在五百字以下者為文盲，識五百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掃盲年齡為十四至四十歲，後來改為十二至四十五歲。這些標準到今天基本上還沒有多大改變。
林先生進行掃盲，重視師資，親自培訓掃盲教師，親自編寫教材，從小學裏抽調優秀教師擔任掃盲教師。可是，正在他埋頭工作的時候，形勢大變。軍隊裏冒出一種“祁建華速成識字法”，用衝刺式的突擊方法，在極短時間內，識字幾千，一時傳為“奇跡”。於是，停止了掃盲教師的培訓工作，把正在培訓的教師下放農村，不許回歸原校。這件事，林先生不以為然，但是力爭無效。林先生曾對我說，這是他後來在一九五八年被劃為“右派”的原因之一。軍隊裏試驗成功的速成識字法，向農村推廣的時候，完全失敗了。不久，“祁建華速成識字法”被人遺忘了。林先生也離開了掃盲工作，但是他始終認為掃盲是個重要問題，繼續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