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沒有五四運動，白話文的宣傳將成為徒勞無功；若不是西洋思想不斷地輸入，白話文的勢力也不會膨脹到現在這種程度。由漢字到拚音文字，比之由文言文到白話文更難成功，自然需要比五四時代更大的潮流，然後能促其實現。總之，漢字改革必須有整個的政治思想為後盾，否則永遠沒有成功的希望。四五十年來的漢字改革運動都是不痛不癢的，這兩年來的拉丁化運動竟能掀起頗大的波瀾，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我敢斷說，將來新字如果有成功的一天，一定是因為某一個政黨把它作為政策之一，而這一個政黨已經取得政權的時候。”這個“斷說”雖然還沒有曆史機會來加以證明，可是“政治決定改革”的規律，已經為“注音字母”產生於一九一一革命之後和“拚音字母”產生於一九四九革命之後所證實。
王先生著重地說：“不拘任何黨派，都能與漢字改革的政策相容”，“語言文字的本身是中性的”。這幾個句子都由王先生自己加上“密圈”，表示著重，叫人注意。特別是“語言文字本身是中性的”這句話，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性”就是“沒有階級性”“沒有黨派性”。這句話跟斯大林所說的“語言沒有階級性”意義相同，而比斯大林早了許多年。可惜的是，在沒有平等思想的社會裏，學者的諍言沒有政客的狂言響亮，而“過早的真理不是真理”。當時沒有人了解王先生這句話有萬鈞之力。
王先生說，“拚音字所引起的問題”有三個：一、方言問題；二、聲調問題；三、音標的選擇問題。這三個問題，在王先生參加製訂並在一九五八年公布的《漢語拚音方案》裏，基本上都解決了。關於“改革的方案”，書中具體地談論了：一、簡體字，二、新形聲字，三、唯聲字與複音字，四、注音字母與注音漢字，五、自創的拚音字母，六、國語羅馬字，七、區際羅馬字與文言羅馬字，八、中國語寫法拉丁化，等等。然後他提出他自己的擬議方案：“類符新字”。他自己說，他“注重提出問題而不在具體建議”，不拘泥於某一方案，後來他也不再談“類符新字”了。在全書的末尾，他說：“拚音文字如果真的要推行，欲速則不達，與其催產以致嬰兒壽命不長，倒不如聽其‘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今天，多數人對“拚音文字”的看法是，與其有名而無實，不如無名而有實，這就是王先生“水到渠成”思想的延續。
五十年前王力先生寫的《漢字改革》一書，雖然具體情況今天已經變化，可是其中許多論點仍有啟發作用和指導價值。
王先生把他的書齋題名為“龍蟲並雕齋”。這個齋名包含非常重要的時代意義。我國學者大都重雕龍而輕雕蟲，重研究而輕普及，重過去而輕未來。王先生糾正這種重古輕今的傳統偏向，正是現代化的思想解放。
（《語文建設》，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事後略作增補）
呂叔湘：語法學大師
呂叔湘先生近年來體力和精神慢慢地逐步衰退，最近在醫院去世。這像是宇宙中的星星，在光和熱經過長期散射之後，終於逐漸衰減而消逝了。我聽到叔湘先生的噩耗之後，想起青年時候學到的一句格言：“人生的價值不在壽和富，而在光和熱。”
叔湘先生的哥哥，有名的畫家呂鳳子先生，是我父親的朋友，又是我兩位姐姐的老師，所以我認識叔湘先生之前，在幼年就先認識鳳子先生。叔湘先生比我大兩歲，我跟他是常州中學（當時稱江蘇第五中學）的同學，他比我高一班。中學時候，我發現叔湘先生能背《詩經》，大為驚奇。這個印象一直深印在我的記憶中。中學時候我就非常欽佩他的學問和為人。
一九五五年我從上海調來北京文改會，有機會跟叔湘先生因文改工作而時時接觸。在語文觀點上，我跟他完全一致，在語文學術上，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師。我常常在做一件工作之前，把我的想法向他陳述，他幾乎每次都表示同意，並把他的意見補充我的設想之不足。我們二人可說是魚水無間，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在五十年代的《人民日報》上連載，我每期都仔細閱讀，作為我的精神食糧。當時，有好多位有名人物都說，中文沒有語法，跟英文不同。這種看法，在舊一代文學家中，是很普遍的。《語法修辭講話》的發表，使文化界的語文認識煥然一新。這不僅是語文知識的補充，也是一次文化的啟蒙運動。
我一直注意學習叔湘先生寫文章的文風。他的文章，清晰、簡練而口語化，完全擺脫了文言的束縛，最值得我學習。在他的影響之下，我反對半文半白的新聞體，提倡口語文章化，文章口語化，主張書麵語應當跟口頭語合而為一，出口成章並不神秘。我認為，中小學的語文課應當就是普通話課。學好普通話就能寫好白話文；好文章必須讀出來能叫人聽得懂，讀出來聽不懂的不是好文章。這些觀點，我曾向叔湘先生在閑談中陳述，都得到他微笑點頭而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