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鬆是我國著名的曆史學家、教育家、出版家，畢生盡瘁於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他為學廣博，著、譯書20多種，論文50多篇，在曆史、教育、文化等眾多領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近若幹年來，已有不少相關文章包括一些碩士、博士論文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研究，以下就他的文化貢獻作一概要論述。
何炳鬆的成就以曆史學最為豐碩，在史學理論、史學史、外國史、斷代史等方麵均有貢獻，當時人甚至將他與梁啟超相提並論。他是我國最早直接從歐美引進西方史學著作的學者之一，改變了此前從日本輾轉引進、往往背離原意的狀況。他在譯介西方史學理論方麵作出了巨大貢獻，20世紀初葉以來，在我國史學界影響巨大的美國魯濱孫所倡導的新史學，就是他率先引進的。他還以新史學派的理論從事曆史研究和曆史教學活動，反對隻重視政治史，反對將史學作為褒貶和殷鑒的工具，主張將曆史研究的範圍擴大為“人類過去的全部活動”，即包括經濟、政治、教育、藝術、宗教等五個方麵，還須注意由這些方麵組成的整體情況及其變化。他的這些觀點，衝決了傳統桎梏，開創了曆史研究的新領域。他還身體力行，取得了不少成果，因此被公認為是我國新史學派的領袖。
何炳鬆是我國比較史學的先行者。在極力表彰新史學派及其通史觀的同時，他指出了我國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對於通史的特殊貢獻，認為章氏在發揮通史意義，辨別通史利弊等方麵的觀點之卓絕，有時甚至遠遠超過西方史學家。在他的不少論著中，經常可以見到諸如此類的中西史學比較研究。他還是第一部西方史學史著作的翻譯者，並計劃出版有關的叢書，進行了不少相關的研究，為建立西方史學史學科奠定了基礎；同時，借鑒西方的成果，為創立中國史學史學科作出了積極的探索。
何炳鬆寫過不少關於教育方麵的文章，對我國近代教育理論和曆史教學法、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都有研究。何炳鬆曆來重視中小學的史地教育，曾就曆史教學的目的、教材、課程教法等提出過不少獨到的見解，反對死記硬背的教學法，主張參與式、互動式的學習方法。他將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小學曆史學科學製的建立、教科書的編寫、外國有關書刊的譯介等工作上麵，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至於我國的新教育，他認為發端於鴉片戰爭失敗之後。雖然這種為了培養翻譯人才和技術人才而大興學堂的做法比隻知考選、不重培養的傳統的消極教育政策要進步，但過於功利；直到甲午戰爭的失敗，人們才認識到與外國競爭，必須培養學貫中西的人才，盛宣懷的觀點就是代表：“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立設學堂為先。”隨後誕生的各級新式學校，標誌著我國真正新式教育的開始。關於我國的大學教育，何炳鬆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民國建立後的10年；1922年學製改革至1926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成立以後至1931年。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產生、演變、發展以及各階段的特點作了客觀、清晰的論述。不過，對當時大學的總體狀況，他的評價卻是貶多褒少。
何炳鬆是著名的教育家。除了執教於南北各地多所大學外，還擔任過中師和中學的校長。他任暨南大學校長達11年，度過了整個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經曆了血與火的嚴峻考驗。上海淪陷後，無論環境多麼險惡，他都能堅持民族氣節，鎮定自若，積極應對，使莘莘學子得以弦歌不輟。在他的精心擘畫下，暨大經曆了從真如到租界、再到建陽的多次遷徙，是上海20多所專科以上學校中極少幾所整體內遷成功的大學，也是國立大學中唯一整體內遷成功的大學；他還出任由上海所有未在內地設立分校的高校合並而成的國立東南聯合大學的籌備委員會主任，克服重重困難，收容或轉送了大批內遷的各校師生，為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