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複後的困境
1945年10月13日，何炳鬆從杭州抵滬。回到上海後，他一時居無定所，先借住在成都路的一位朋友家中；兩天後，即遷到新閘路中華新村另一朋友處；後來因家眷來滬，而朋友家住宅並不寬裕，不便長期寄寓，又應一學生家長之邀，遷入其在迪化南路（今烏魯木齊路）的寓所暫住。雖前後數度遷徙，終覺不便，最後搬進了中華學藝社的宿舍。
何炳鬆借住在朋友家中時，居室十分逼仄，條件很差。張耀翔夫婦得知他到上海後，馬上就去探望。“我們走進一間很暗很舊的小房裏，看見何先生坐著，身穿長袍，麵容憔悴，更瘦得厲害。桌上放著一個小碟，裏麵有幾片火腿。他一見我們，不禁微笑，就是談暨大和搬遷的事。他說：‘今後暨大還要請你們多多幫忙。’一麵指著碟中的火腿說：‘在內地老想嚐家鄉金華的火腿，但搞不到，這是親戚剛從金華帶來的。’臨走，還送一塊金華火腿給我們。火腿雖小，但我們深深感受到何先生對朋友同仁的真摯情誼。”程俊英：《我所了解的何炳鬆校長》，《何炳鬆紀念文集》，第274頁。他的朋友們也紛紛前來探訪或宴請，如負責接收敵偽文化機關的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蔣複璁、原暨大校醫梁俊青、鄭振鐸、周予同等人都曾與何炳鬆歡聚，開懷暢談；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何德奎更是不顧疲勞，公務之餘，幾乎天天晚上前來敘談。何德奎還曾以出任市府秘書長之職征求他的意見，但是被他婉拒了。
回到上海後，何炳鬆馬上設立了“暨大遷校委員會上海辦事處”，並電告暨大，立即派助教季振宇和徐燮章押運檔案回滬，協助辦理遷校事宜。學校的複員工作遠不如想象中的那麼簡單，曆經磨難。原來的真如校舍除了殘破的科學館尚存外，其他建築均成廢墟，已不能用作校舍，而主管機構一味推諉，遲遲不撥新的校舍。數月努力絲毫不見效果，連一向不輕作批評的何炳鬆也忍無可忍了，他在給王勤的信中說：“此間接洽校舍，實出意外，然又不能不積極進行，令人憤慨之至。”為此，何炳鬆還決定親自往見朱家驊陳情。後來經過考慮，決定將新校址設在南京，先在上海過渡三年，並將此決定電告暨大。根據規定，當時全國除了中正、中山、廣西、英士四所大學之外，其他學校的遷移都必須經過最高當局的批準。因此，暨大欲遷南京之事雖然經過主管者的同意，最終還是沒有結果。
由於接洽遷校事宜極其費力，人手短缺，年底，何炳鬆又調中文係助教胡裕樹來滬，協助複校工作。他十分欣賞胡裕樹的工作能力，調長英大後，還要他隨同前往。胡裕樹：《何炳鬆先生與曆史教學》，《何炳鬆紀念文集》，第222頁。不久，又調理學院院長江之永等來滬，以加快工作進程。
經過多方奔走，行政院終於劃撥了兩處地方給暨大做臨時校址：它們分別是位於東體育會路331號的原上海第二日本高等女子學校和寶山路寶興裏原上海第八日本國民小學（今華東師大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校區）。1946年2月16日，暨大上海辦事處遷入寶山路校區辦公。遷入的其他機構還有何炳鬆與顧毓為正副主任的教育部上海區甄審委員會；蔣複璁負責的教育部京滬區教育複員輔導委員會，鄭振鐸、徐森玉、馬敘倫等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這麼多的熟人在一起工作，既能及時交換情況，又能互相幫助，確實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後來，暨大第二院就設在寶山路校區，包括文學院和法學院；第一院則設在東體育會路校區，包括校部和理學院、商學院、先修班。到1946年3月中旬，暨大上海辦事處已有江之永、胡寄南、方光燾、王子瑜、胡裕樹等19人，學校的工作重心在向上海轉移。教育部有事也是直接與上海辦事處聯係，然後轉告建陽。
何炳鬆擬訂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想把暨大建成第一流的大學。為此，他把聘請優秀師資放在了首位。他積極聯係教育文化界人士，為暨大尋覓一流師資。首先與戰時留滬的原暨大教授鄭振鐸、周予同、孫貴定、傅東華等懇談，請他們來暨大執教。此外，還敦請王亞南等學界名流來校任教，也得到了首肯，他對暨大的未來充滿信心。
暨大的特色是華僑問題研究成就突出，因此何炳鬆打算繼續並加強這方麵的優勢。他計劃擴大南洋研究館的規模，改設研究院，招收研究生；製定了從理論和具體考察兩個方麵研究華僑問題的五年計劃；同時聘請更多的對南洋問題有精深研究的專家。馬均權：《我的校長——何炳鬆》，《讀書通訊》第117期。通過確立將華僑尤其是南洋問題作為重點研究任務，取得新突破，從而提高學校在科研方麵的地位。然而，這些計劃還沒有來得及著手進行，就因他的調離而煙消雲散。
在複校障礙重重及工作繁忙的雙重壓力之下，何炳鬆的身體大不如前，時常生病，但他仍一心忙於遷校工作及其他的公務。由於精神不佳，就用吸煙、喝濃茶來強提精神，病體也因此更加虛弱，但情緒還不錯。謝海燕1946年春從重慶回上海後，幾次到中華學藝社看望他，“先生十分關心藝術專修科的師生和上海美專的近況，回憶我們在建陽艱苦而愉快的生活。他興致勃勃地談暨大複員後的恢宏規劃。並告訴我說鄭振鐸、周予同、周穀城、王亞南等暨大老教授都已同意回校擔任教職，還有許多著名學者和飽學新秀正在洽聘中”。這時張耀翔住在瑞金二路金穀村，與學藝社社所相距不遠，也經常去看望他。
在上海複校進展艱難的同時，建陽方麵發生了很多問題：由於撥款經常延期，借貸無門，教師們無法按時領到薪金，因此十分不滿，有些教師天天圍著代校長催討欠薪，總務長俞劍華更是首當其衝，忙得焦頭爛額。於是，互相埋怨的情緒急劇增長，嚴重影響了教學和學校的安定。教務長王勤3月份給何炳鬆的信中說，教師們紛紛提前考試，已經不可能按照校曆授課，“惟望大駕早臨，或可挽此狂瀾”原件藏上海檔案館。但是，上海方麵的事情千頭萬緒，何炳鬆分身乏術。因此，建陽校方後來決定提前舉行畢業考試，實際上是無奈之舉。教師與校方的矛盾，直到遷校經費下撥後才得到緩解。
學生方麵也麻煩不斷。一些曆年積存的小矛盾終於引發了大衝突。國文教員魏應麒在解釋“傖父”一詞時，說這是上海人所講的“江北佬”，引起蘇北籍學生的不滿，很多學生聯想起他曾唆使福建籍學生反對盛敘功、許傑的往事，於是從上門責問發展到摔壞魏家器物，要求他辭職。部分福建籍學生見此情況，不問情由，也到蘇北籍教師盧懷道家中打砸鬧事。不同地域學生之間的摩擦在暨大由來已久，又有教師參與其中，這時矛盾愈演愈烈，事態失控。於是，教務長王勤數上辭呈；商學院代院長盧懷道提出辭去本兼各職，情況一片混亂。代校長沈煉之隨後也提出辭職，並急電何炳鬆，告知校務無法維持，請他速返建陽主持。何炳鬆在接到報告後，花費了很多精力來處理這些事情。
其實，辭職諸人各有苦衷。王勤是將“額菲爾士峰”（一稱“埃佛勒斯峰”）正名為珠穆朗瑪峰的地理學家，當時正值盛年，工作認真負責，鐵麵無私，曾力拒建甌軍區司令及其他高官子女免試入學要求，甚至對本校教授違紀也不徇情。吳達人：《嚴守職責的王勤教務長》，《暨南校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262頁。這樣的工作態度固然值得稱道，但前提是必須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上司的全力支持和適當的調和，否則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他在給何炳鬆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委屈：“邇以小事得罪同仁，引起某某方麵對晚之批評。晚得此教訓，更知才力之不宜，如再戀棧，恐更增罪戾。然使我公在校，晚知決不至有此不幸事也。”何炳鬆為此多次致信王勤，溫言慰留，並告訴他自己“來滬後百病叢生，至今尚未能複原”，懇切地要求他能鼎力相助；又迭函因事離校的周憲文，請其盡快返回建陽履職；同時，挽留盧懷道，要他在周憲文到校前勉為其難；他還要求沈煉之等穩妥解決紛爭。2月中旬，糾紛事件總算調解成功，學生恢複上課。《民國三十四年度第九次談話會紀錄》；沈煉之、陸倫章等人的回憶，均見《何炳鬆紀念文集》。
在上海校舍整修完畢後，何炳鬆決定全體師生立即遷滬。他對遷校必須注意的重要事項給予了詳細指示，要求建陽校務4月份全部結束，5月開始返程，並在月內完成遷校工作。在呈請教育部同意後，學校建築及一些教學設備、圖書等物品分別撥給建陽師範學校、建陽縣中學、民眾教育館等使用。
此時暨大師生共有1000多人，絕大多數是國內學生。曹聚仁曾經批評暨大僑生比例太低，認為原因是何炳鬆“怕受CC派的攻擊，對僑生十分不放心，大量招考國內青年學生，僑生比例便低落到二與八之比了。抗戰時期，暨南便是一般性的大學；到了勝利複原，在上海開學，僑生的比例，一直就那麼低”曹聚仁：《暨南的故事》（上），《暨南校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65—66頁。這個觀點，經常被其他人所引用。其實，這種說法並不符合事實，至少是以偏概全。如果說，何炳鬆初接任時僑生較少的原因，曹聚仁之說尚可作為一家之言——盡管那時他已離開暨大，得自傳聞（從前述何炳鬆優待僑生來看，有意少招的可能性不大）；但抗戰中和複員後僑生人數少的原因卻是戰爭阻斷了生源。試想日寇發動的浙贛戰役都能斷絕東南聯大內撤師生的通道，更何況本來就交通不便的南洋群島！更主要的是，日本占領下的南洋群島和亞洲其他地區一樣，實行的是文化滅絕的奴化教育，怎麼可能讓華僑子弟回祖國接受教育。後人失察，竟使一個明顯的錯誤說法廣為流傳。
在為暨大緊張奔忙的時候，何炳鬆還先後被任命為教育部上海區甄審委員會主任，國立上海商學院籌備委員會主任，上海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教育部上海區清點接收封存文物委員會委員等職。這些都非虛職，要付出很大精力。如上海區甄審委的工作就很繁重。僅據上海法政學院留存的檔案，學校與甄審委之間的函件往來就十分頻繁。除了上海法政學院本身的甄審外，還包括上海法商學院院長胡永齡請求上海法政學院代為呈請甄審之事的有關公函。又如在上海區清點接收封存文物委員會會長葉公綽的主持下，何炳鬆與其他委員鄭振鐸、徐森玉、顧毓、俞墉等一起，參與了清點陳群、高木、偽上海大學法學院、台灣銀行等處數萬冊藏書，發現了其中的不少善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