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四川主考的路途中，必須經過直隸地麵。他深知直隸有拱衛京都之責，總督一職多由滿大臣擔任，道光以前很少有漢人擔任直隸總督的，所有直隸的事情，幾乎都是皇上親自過問。盡管曾國藩在漢人大臣中以敢於任事而著名，也以曾剃頭的鐵腕手段聞名後世，但他也知曉個中利害，所以在直隸地段除了晚上歇息幾乎沒有停留，隻管一路往前趕，風景也顧不得看。十天後，總算出了直隸地段，進入山東地麵，他這才放慢腳程，一路走一路觀光。
在這次主考四川途中，曾國藩處理了許多不法的滿清親貴，而且每有大事必和肅順等商議。也有人說曾國藩對玄學有很深的研究，精通於相人之術。曾國藩曾經很仔細地觀察過肅順，感覺此人有位登宰輔之分，也有橫屍街頭之禍，屬天大福大貴大權大禍之相。所以每次和肅順談話時，曾國藩都很小心應付，以防埋下對以後不利的禍根。
肅順很早就對曾國藩的為人處世懷有敬佩之意，曾國藩的尊上不媚上、敬下不欺下、崇權貴而不專事權貴的性格就很對肅順的脾氣。盡管曾國藩由於出身貧寒，過分看重銀錢這一點肅順也有些不齒，但正因為這樣，才導致了曾國藩的“廉”。而滿族貴族那種盛氣淩人、敷衍了事、學無術、專門討好皇室的作風，肅順從小就對之深惡痛絕。肅順深知在武學方麵，滿人強於漢人，但在文化義理方麵，漢人是屬於世界前列的，所以他對曾國藩十分敬重。曾國藩在這次任主考過程中也曾被滿清親貴所誣告下獄，幾乎喪了性命，多虧肅順從中說情斡旋，才得以逢凶化吉。此後肅順果然飛黃騰達，成為權傾朝野的權臣。這也說明了曾國藩有識人之才，能夠正確處理與滿族貴族的關係，為他們所賞識和重用。
曾國藩深知漢族地主分子與滿親貴族之間的矛盾是無時不在的，在結識滿族貴戚的同時，又巧妙地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他以清朝統治階級的最高利益為原則，所以在漢大臣中以敢於觸犯權貴而著稱。當有漢族大臣說他是滿人的一條狗時，曾國藩卻問心無愧，“別人說我是滿人的一條狗，太小看我了，我是大清國的一條狗”。他並不以滿人的走狗自居，而是以中國的傳統道統為己任。他雖然深知沒有滿親貴族的支持不能在仕途和事業上有所作為，但也時時注意和滿清貴族中的腐朽勢為劃清界限。所以當重權一時的穆彰阿倒台時，作為得意門生和受恩非淺的他並沒有受到太大的牽連，反而在變幻不定的動蕩局麵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人初識洋人的時代。其時鴉片戰爭剛過去不久，當時各級官員談夷色變，每因辦理涉洋案件而使官員丟官喪命。在這次主考四川的過程中，就有人向他問起如何處理涉洋案件的事情。曾國藩也深感頭痛，他對於洋人的情況也不甚了解，所以隻能以得過且過來應付一時。他曾對肅順說道：“夷人表麵蠻橫，其實詭詐得很，用那上癮的鴉片掠奪我大清的白銀，削弱我國力人力，為禍著實不淺！尤其是林製軍獲罪以後，夷人的氣焰更是空前囂張，朝中撫夷的人也越發得勢了！可那些夷人豈是得了這些便宜就能甘休的？長此以往，早晚要出禍亂。”後來，曾國藩把四川簡陽生和夷案原原本本地記載下來，而且在最後寫道：“與夷人交涉最難持平，隻能相機決斷而已，別無他法。”頓了頓，他又寫道：“夷人仗船堅炮利，從無道理可講。我大清文化發達，文明久遠，地廣人眾，如何就落後耶？深以為怪哉！”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外國侵略者也是進行過深入思索的，隻不過由於他所受的教育和時代的局限性，一時還找不到正確的答案，所以隻能以一個官僚的習慣做法來應付。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做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長技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也說明了曾國藩具有興洋務以圖強的想法，而且後來付諸實施。曾國藩和外國人之間也曾經發生過一些矛盾和鬥爭。他反對外國人控製中國軍隊，對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國士大夫也非常反感，也注意維護清王朝的體麵。
曾國藩的一生也是多事而局勢多變的一生，他身處在各種矛盾的風口浪尖之上，但他能夠審時度勢，左右逢源，巧妙地處理好與各種人物與各個方麵的關係，這無疑是他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