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這事做得不太光明，而且也不公平。本屬冤獄，卻不平反，令人憤慨。但曾國藩考慮得更多。因為此時他隻是在籍侍郎，並無實權，也不宜過多幹預地方事務。此案為地方官府所辦，一旦平反，曾國藩的名聲是大了，但地方官就難堪了，可能會加劇雙方矛盾。同時，曾國藩主持團練後，奉行高壓政策，殘酷鎮壓，形成了一種恐怖氣氛。一旦平反，官府的威信會大大降低，人心不服，也就達不到鎮壓的效果了。所以曾國藩主張在此事上可以“滑”一下。既不平反，也不追究其他人的罪過，不了了之。
上述事件曾國藩的做法不太光明，也不足為訓。這是由於他初涉地方事務，還不如後來老練。以後做事，曾國藩主張不留痕跡。
同治六年（1867），曾國荃因參劾湖廣總督官文而招來滿城風雨，寢食難安。偏偏此時，曾國荃的湖北巡撫衙門失了火。曾國荃疑心是哥老會或仇家幹的，惱羞成怒，急出一身病來。曾國藩勸說道：“失火之事，隻可說成是打雜人不慎造成，不可張揚是會黨或仇家所為。若大驚小怪，胡思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傳播得以為快。惟處處泰然，行所無事。”在曾國藩勸說下，曾國荃才穩定心神，未大肆宣揚，此事也就過去了。
後來曾國藩的辦事風格，已不是一個“滑”字所能概括的。他以“渾”“圓”“謙”“退”等字訣處世，由滑而圓，逐漸不留痕跡，手段又較之前高妙多了。在曾國藩的“滑字訣”中，“滑”字除了上麵的幾種引申義之外，更含有“融通”“變通”“機變”之意。在沒有找到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之前，可以暫時采取相對來說比較恰當的方式處理事情，使之向著有利的方向轉化，也就是我們時常所說的“權宜之計”。曾國藩在為官之初，正直敢言，一方麵表現了他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另一方麵也顯示了他不諳世故、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他的幾篇諫疏為他在朝野內外贏得了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名聲。曾國藩在京師為官時以敢言著稱，經曆許多世變後，人變得聰明起來，即對不關己的事有時裝糊塗。同治時期的大太監安德海因慈禧寵信變得肆無忌憚，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殺之以謝國人之心。適逢安德海出京，經直隸時，曾國藩作為直隸總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將安太監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輕重，不敢造次。同時，他為避免與太監相交結之嫌，對這位權勢炙手可熱的人避而不見。這充分說明曾國藩處事之圓通。後來安德海入山東境，終被處死。晚清人說，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說曾國藩可以因此事成名。但曾國藩處事一向謹慎，尤其是在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一方麵，看準時機，冒著生命危險犯顏直諫；另一方麵，在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明知不對，也是少說為佳。這其中除了年紀經曆不同使人變得謹慎的因素外，恐怕與曾國藩的方圓之道不無關係。曾國藩的處世之道，實際上是一種靈活辯證的處世態度和方法。因此，雖然他處世中勤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恪守仁義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為人上卻是一生三變。綜觀曾國藩一生的思想傾向，是以儒家為，以百家為用。
在給其弟曾國荃的函中，曾國藩提到自己的“機權”之術，並對此感到後悔，決心更改。他在函中說道：“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隻謂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麵，複我固有。”在這封信函中，曾國藩講到了權宜機變，承認這是自己在仕途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種策略。事實上，在許多領域，如軍事領域中，這種融通、變通和機變濕得尤為重要。
謀略的運用講究變通，最忌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在軍事領域中更是應該如此。所以自古以來的著名軍事家都非常強調“隨時變通，不可執一”，主張靈活運用軍事理論。例如孫子就說過，作戰沒有固定的方式，就像水沒有固定的形態一樣，隻有根據敵情變化而隨機應變，才能用兵如神。
戰國時期的長平之戰，趙國任用隻知道死記軍事教條的趙括代替老將廉頗，結果40萬趙軍被秦軍擊敗活埋，趙國從此再也沒有力量抵抗秦國的進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