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勤奮造就天才
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宇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引自《挺經》
人們常說業精於勤，《尚書》中也說“業廣惟勤”，勤奮是發展事業的唯一途徑。孔子反對“飽食終日，無聽用心”的人生態度，孟子將四體不勤之人視為不孝之輩。曆代名門家訓中有一個共同的重要內容，便是“勤訓”。
為官者隻有勤於政事，才能造福於民。懶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宋朝名臣真德秀說： “蒞事以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嫻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十三日，夜讀汪輝祖《學治臆說》等書後，曾國藩深為歎服。他在日記中寫道：“閱汪龍莊先生輝祖所為《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夢痕錄》等書，直至二更。其《庸訓》則教子孫之言也，語語切實，可為師法。吾近月諸事廢弛，每日除下棋看書之外，一味懶散，於公事多把延擱，讀汪公書，不覺悚然！”曾國藩同意汪氏的觀點，認為為官應以勤為首。
曾國藩對“勤”字的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他看來，“勤”字是人生第一要義，是修身、齊家、為官、治國乃至平天下的前提。曾國藩甚至說：“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如果勤奮，一切無不可為，反之則不僅一事無成，還將引災致禍。
曾國藩曾把治學為人之道簡潔的概括為八個字，即“八德”，列於首位的就是“勤”。他認為勤字最為重要，所以每當同時談論幾個字時，總是將“勤”字放於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後來他寫居官三箴，為“勤”字寫了四句注腳：“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這四句話幹練精辟，也是他自己一生勤奮的真實寫照。
曾國藩出生於晚清一個普通農家，在他之前曾氏近百年未出現高官顯宦，如曾國藩所說：“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明者。”曾國藩認為自己天資非絕頂聰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績，可以說全是“勤”字所致，這與其勤儉的家風有密切關係，但同時也是曾國藩自身修養的結果。
在所有能促成我們們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我們必備的，同時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條件製約而後天形成的。人們常說“勤能補拙”，“天才出於勤奮”。曾國藩說，為官者應以“動廉明恕”四字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響較大，而其餘三字則可由後天學習而至。“勤”字是實踐所有事業的根本和前提，所以顯得尤為重要。
曾國藩治學之始，認為除“勤”之外別無他法，勤奮方能有恒，才能點點滴滴、堅持不懈。他從青年起便養成了每天讀書的習慣，即使從軍之後仍舊不改。他教導屬下將士說，“勤”字之義，在於平日勤加訓練，勤於治事，稍有餘暇，則讀書不輟。
曾國藩統領湘淮兩軍之後，全權處理攻打太平軍、撚軍事務，並主管江南數省軍政。如此繁重的職務，他每天仍能利用閑暇讀書寫字。奏牘、書信、家書、批文、日記，幾乎都是他親手所寫或刪定，僅現在留傳下來的就達數千萬字。他寫的家書，恐怕也是古往今來最多的。據現在出版的《曾國藩全集》統計，從1840年至1871年32年間，他共寫了1459封家書，約110萬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據說，他真正寫過的家書，比這多數倍不止，隻是由於戰亂流離，損失太多罷了。自從向倭仁學習寫日記之後，他幾乎從未中斷。他的日記也有幾種，如《過隙影》《茶餘偶記》《求闕齋日記》等，僅留傳下來的就有100多萬字。他所寫的奏章、批牘更加不可勝數。這種好學習慣，至老彌篤。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詩數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編序》，述古今以來文章源流，見解精辟，是傳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個月，他還為湘軍後期的名將劉鬆山寫墓誌銘，但因病發而未能完稿。
曾國藩通過對曆史的研究，得出這樣的認識：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他認為當時的清朝正處於動蕩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做扶危救難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誌向，隻有勤奮而已。所以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說：“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著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
本著上述的原則，曾國藩可謂勞頓一生，以“勤”字伴終其身。即使偶爾有不夠勤奮的時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過。同治元年（1862）八月十九日，在日記中他自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