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湘軍不出現綠營軍毫無鬥誌的情況，曾國藩主張“軍營宜多樸實而少心眼的人，這樣風氣易於醇正”；強調“凡官氣重，心眼多的，一概不要”，並明確規定：湘軍不用入營已久的兵和守備以上的官。試圖用這種辦法來摒除軍隊中的氣。他說：
有取人的範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話為要點。辦事的方法，以“五到”為要。“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如作吏就要親驗命盜案，案巡鄉裏，治軍就要親巡營壘，親探賊地。心到，即凡事苦心剖析，哪個是大條理，哪些是小條理，哪些是初始的條理，哪些是最終的條理，都要整理出端緒，加以區分，又依其類別，加以綜合。眼到，如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手到，是要對於人的長短、事情的關鍵，隨筆寫記，準備遺忘的時候用。口到，指使別人的事，既要有公文，又要苦口叮囑。
曾國藩主張重操守、輕官氣以及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選將要求，就是盡量舍棄一切官氣重、心眼多、浮滑取巧之人，而選用那些能夠耐勞實幹、不浮誇虛飾者為將。這種做法無疑對提高整個湘軍的戰鬥力和耐久力極為有利，從而使湘軍在與太平軍對抗的過程中，迅速成為一支最悍強的力量。
第四．“打仗堅忍”。
曾國藩自己非行伍出身，他以儒生治兵，建軍之始也沒多少軍事經驗，但他知道行軍作戰備嚐艱苦，將領平時須帶兵士嚴加訓練，整肅營務；戰時則要有臨陣膽識，敢於衝鋒陣陷。因此，他選將以“耐冷、耐苦、耐勞、耐閑”為警句，提倡“習苦為辦事之本”，具有苦熬苦撐、敢與對手頑抗到底的決心和勇氣。薛福成後來評論曾國藩時，稱他率領湘軍將領和士兵，“立堅忍不拔之誌，終於練成勁旅”，後來“數年坎坷艱辛，在成敗絕續的關鍵時刻，不惜孤注一擲，與命運抗爭；當危疑震撼之際，常常百折不回”。薛福成對曾國藩的評價自然有溢美之詞，但毋庸置疑，曾國藩“打仗堅忍”的選將要求，對提高湘軍士氣和軍事素質是相當有成效的。
仔細分析以上四條湘軍選將的要求，可以看出曾國藩反複強調和首先要求的是將帥的品質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因為不論是“血性”、“廉明”，還是“樸實”、“堅忍”，均屬於思想品德範疇。作為封建社會末代的道學家，曾國藩主張“才生於情”，一個人的思想品德乃是至關重要的基本條件，才能的優劣都要以此為前提。他說：
有德而無才來輔佐，就會近於愚人；有才而無德作為骨幹，就會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慮人。自修的方法，觀人的術略，都以這一點作為衡量的標準就可以了。
另外，關於“文人帶兵”的思想，也與曾國藩低調做官的哲學是緊密相連的。中國舊知識分子建傳統文化思想精神之中的保守者和創新者，他們往往將作為精神價值的“忠孝禮義”視同生命，為做到這些節義之事，他們往往雖萬死而不辭。曾國藩要立文人帶兵的思想，正是要利用文人較高的智商和急欲建功立業的強烈渴望，調動起他們的忠誠，為剿滅太平軍而拚死效力。故曾國藩在選拔將官時，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書生為將。據曆史學家羅爾綱考證，在湘軍的將領中，書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數的近百分之六十。
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與曆史學院副院長隋麗娟，在以階級論觀點評價曾國藩的文人帶兵思想時說：“加入湘軍的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深受理學的影響，既懂得一些軍事戰略戰術和用軍之道，又善於總結實際經驗，在戰爭中磨煉出堅強的意誌。於是他們走出一條以文人帶兵打仗的途徑。”
從1854年湘軍建立，短短幾年內湘軍便逐步建立起一套全新而且完整的從選將、培養到使用的製度，使湘軍將領和湘軍整體的素質和戰鬥能力較綠營軍有明顯改觀。單就草創之期所選用之將領的年齡計，就比綠營軍的平均六十歲，降至三十幾歲，而湘軍中作為最年長者的羅澤南也僅有四十六歲，可謂生龍活虎，煥然一新。在人才的選拔上，曾國藩尤其有一套聚攏人才、培養人才和任用人才的有效方法，使湘軍上下英才濟濟，各盡其能，為湘軍的日後強大奠定了十分堅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