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特別強調以孝悌為本，這也是“忠”在家族內部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員對整個家族負責，對家庭盡忠，不要做對不起家族、不利於家族穩定和發展的事情。為家族盡忠的原則，更多地強調了家族成員對家族的義務，從思想根源上杜絕了家族成員維護自己個人利益的企圖。這種以犧牲個人利益來維護整體利益的做法就是幾千年來封建秩序得以維護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麵，家族不可能完全無視家族成員的存在，也要關心他們的生老病死，以此來顯示家族的親情。但這從根本上來說並沒有超出家族利益的範疇。而且，在個人利益和整個家族的利益相衝突的時候，家族的成員會毫不猶豫地作出選擇，犧牲個人權益，維護整體利益。這就是“忠”字的最基本內涵。後來，隨著曾國藩事業的興旺發達，曾氏家族的聲望也逐漸達到頂點，此時的曾國藩不僅沒有虛驕自大，反而處處謹慎小心。曾國藩在家書中不斷地告誡家人不可欺淩族人，也不許欺淩鄉人。
曾國藩在家庭中極力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國與治家隻是所治大小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在家族內部講求孝道，推而廣之，就是對國家的盡忠。
“入則孝”“出則忠”，是當時社會忠臣孝子們為人處世的基本道德規範，二者相互聯係，密不可分。在家族內部，從小就培養子弟們的孝道，將來走向社會，為國家盡忠，為君主盡忠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國藩的儒學修養很好，忠君報國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極力推崇“忠義”二字。曾國藩思想中的忠是忠於君主，也就是忠於國家民族。在曾國藩眼裏，君主就是國家，國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國起義後不久，因母喪守孝在家的曾國藩，受命到長沙幫同湖南巡撫辦理團練。抵抗太平軍的節節緊逼。從此，曾國藩從一個知識分子逐漸轉變成帶兵打仗的軍事將領，開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軍事生涯。“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曾國藩個人的生死已經同封建王朝的興衰緊緊地聯係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奉獻給清王朝，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就成了曾國藩為國盡忠的基本形式。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曾國藩嚴格以“盡忠報國”來約束自己的言行，激勵自己不斷地克服戰鬥中的艱難困苦。他信奉“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說，作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論君主怎麼樣，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須對君王忠心耿耿。正是依靠這一點，曾國藩作為一個漢人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從一個幫辦地方團練的編外人員逐步升到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軍事、財政、行政大權的曾國藩，其勢力所及，遍布東南半壁江山，用“權傾朝野”四個字來形容一點不為過。曾國藩之所以取得如此顯赫的地位，固然跟當時清政府麵臨的險惡軍事局麵有關，更根本的還是曾國藩表現出的赤膽忠心使清政府放心讓他去擔當重任。
隨著曾國藩地位、影響的提高，他為國盡忠的觀念更加強烈。他不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圍的人也這麼做。他認為在禮崩樂壞、王道不興的亂世，隻有各級官吏都把“孝悌仁義之經”作為教化天下民眾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綱常倫理不可違的道理，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在寫給兄弟子侄的家書中，曾國藩更是屢次強調為國盡忠的大義，要求他們無論是在家還是外出遠遊，無論是在朝為官還是在野為民，都要關心國家大事，想方設法維護正常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傳統的倫理道德。為此，曾國藩專門寫了一副對聯：
“入孝出忠，光大門第；親師取友，教育後昆。”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六日，曾國荃升任浙江按察使，曾國藩在家書中恭賀弟弟的同時，告誡他“惟當同心努力，仍就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上切實做去”。
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曾國藩顯赫的戰功帶給他的不僅是聲望，還有同仁的嫉妒。曾國藩作為通曉三綱五常並且以此來作為自己行動準則的儒臣，深知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深知聲譽對一個人官運的影響，因此處處小心、時時謹慎。他在給李鴻章的弟弟李昭慶的信中說：
“吾兩家門第太盛，人嫉鬼瞰，處處皆是危機，時時皆伏禍胎夕除卻‘耐勞盡忠’四字，別無報國之道，亦別無保家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