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澤南在武昌外圍,深知曾國藩的處境愈來愈危險,也欲及早攻陷武昌,以便湘軍水陸兩師得以東下,與曾國藩會師。於是,羅澤南心急如焚,頻頻發令攻打太平軍,但是,當時據守武昌的太平軍卻百計防禦,越來越難攻打。
到了三月八日,武昌太平守軍開始轉入反攻,從望山門發出一支兵隊大約三千人;另一支約三四千人,則從八步街抄襲保安門外的胡林翼大營;還有一支約三四千人,則從正麵進攻胡林翼軍營。從武勝門、忠孝門衝出的約五千兵隊則出擊分居於小龜山、紫金山、雙鳳山的官軍。又有一支太平軍從鷹嘴角出擊,直奔唐訓方軍營方向。此時,隻有武昌城的賓陽門沒有出兵。
然而,羅澤南有所不知,賓陽城門雖虛掩,寂然無聲,但其門後卻隱伏著精兵上萬餘人。
這時,羅澤南正駐軍洪山,他得知武昌守軍分路出擊,便陸續派出李續賓、蔣益澧等分兵接戰。乘各路鏖戰不休時,羅澤南親自督軍從洪山出擊。而此時,太平軍卻佯裝敗退,羅澤南乘“勝”窮追,直抵賓陽門,充滿著攻占武昌的喜悅。刹那間,賓陽門忽然大開,數萬的精兵擁出,直衝羅澤南的軍隊。此時的羅澤南軍隊退則無路,進則不能,陷入了太平軍的夾擊之中。
羅澤南不愧為身經百戰、臨危不亂的猛將,他策馬躬拒,三退三進,太平軍幾經潰散。不幸的是,這時火槍打中他的左額,鮮血瞬間染紅了他的戰衣。但羅澤南仍然踞坐指揮。
四月初,羅澤南終於死於洪山軍營。曾國藩在江西得到羅澤南的死訊後,不敢透露,害怕瓦解軍心士氣。
羅澤南死後,曾國藩悔恨萬分,認為是自己五次寫信督戰,才至於此。兩人結識早,又以程朱理學相標榜,並一起創製湘軍,故交情很深。曾國藩常常懷念這位良師益友。據他在同治二年(1863)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記記載:
“夜閱羅羅山(羅澤南)《人極衍義》《姚江學辨》等書,服其見理甚真,所誌甚大,信為吾鄉豪傑之士。”
為了紀念羅澤南,曾國藩特意為他寫了碑銘,稱讚他為“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指羅澤南)弟子也”。
還有一位與曾國藩患難與共的朋友,此人就是劉蓉。劉蓉與曾國藩盡管後來天各一方,但書信往來不斷,還結成了兒女親家。
早在鹹豐七年(1857),曾國藩因父喪回籍,與劉蓉曾多次交談。劉蓉對曾國藩之父及其兒媳賀氏的去世深表同情。他出於對這位老友的情誼和對曾紀澤的厚愛,竟主動將自己的閨女許給其繼配兒媳。對此,曾國藩十分滿意。
這樣,與曾國藩訂交最早、友誼最篤的劉蓉,又成了曾國藩的親家。
後來,劉蓉被革職回籍後,曾國藩聞訊憂喜參半。他在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七的日記中寫道: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敗,霞仙(劉蓉)革職。業經告病開缺之員,留辦軍務,致有此厄,宦途風波,真難測矣。然得回籍安處,脫然無累,猶為亂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萬幸。”
曾國藩的摯友還有一位,就是郭嵩燾。
道光十五年(1835),18歲的郭嵩燾考中秀才,與弟弟同補博士弟子員,後與曾國藩、劉蓉結為至交。然而,郭嵩燾正在考中舉人、躊躇滿誌時,一同赴京會試的曾國藩高中第三十八名進士,而他卻名落孫山。第二年,他再一次進京赴考,而且大有破釜沉舟之概,離別時對兩弟說:“拭淚語兩弟,守耕慮無煩,一頃或難謀,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倘憶,何為複走奔?窮年席不暖,欲掛聲先吞!”可惜的是,他這一次又是不中。恰在這時,曾國藩因暑熱難耐,病倒在京城果子巷萬順客店,病勢“危劇,幾不救”。作為好友,郭嵩燾雖然已一貧如洗,但還是四處奔波,請來了吳廷棟為曾國藩治病,並親自熬藥護理。曾國藩的病才一天天好了起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郭嵩燾第三次赴京會試,再次住在好友曾國藩家中。當時,曾國藩正在文淵閣任職。對郭嵩燾的到來,他十分高興,並作了一首詩《喜筠仙至即題其詩集後》,詩中有“憶君別我東南行”“五年奔走存骨皮”等句,充分表達了久別重逢的喜悅與對老友的同情。
為了會試,郭嵩燾與馮樹堂(馮卓懷)在曾國藩的公館共同製定了一個課程表:“每十日作文一篇,每日看書十五頁。”要求自己持之以恒。
四月八日,會試榜發,他果然又未考中,但因第二年有會試恩科,他決定在北京坐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他的弟弟郭昆燾也從湖南抵北京趕考。四月十一日發榜,郭氏兄弟又雙雙落榜,隻好返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第五次參加會試,才考中進士,從此躋身於上層社會。
在曾國藩的眾多朋友中,劉蓉博通經史,為文有奇氣。兩人在一起講研《大學》明新之道,見解相同。曾國藩與劉蓉的交往可概以一個“摯”字,有真情,吐真言;與羅澤南的友誼在戰場上曆經了生與死的驗證;與郭嵩燾更是有過生死至交的情誼。這些朋友在學問上是良師,私情上為益友,行軍中為良謀,戰鬥中為股肱猛將。所以,曾國藩一生的豐功偉業,與這樣一群具真才實學的朋友的鼎力相助是分不開的。
交友就要交真朋友,即使他貧寒和落魄。隻要有這樣的朋友患難與共,人生就不會留有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