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全責備往往還是對人懷有偏見。求全其實是求缺，這也是“恕”所忌的。
北宋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召試撫州人晏殊和大名府人薑蓋。薑蓋試詩六首，曼殊試詩賦各一首。宋真宗欣賞晏殊所作又好又快；宰相寇準卻因為晏殊是南方人，並認為南方人一向很鬼，所以他力主取北方人薑蓋，以壓晏殊。宋真宗認為國家選拔人才應當不計較地域，唐代張九齡出身偏遠也做了宰相。事實證明，宋真宗是對的。晏殊後來官至宰相，培養和舉薦了如範仲淹、韓琦、富弼等賢能人才。寇準關於南人北人的見解就是他的偏見。
古人認為：應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是寬以待人的道德要求。“道人善，即是善；揚人惡，即是惡。”這種提倡與人為善的行為，反映出一個人對他人的關懷和尊重。
曾國藩在教導四弟要以“恕”立身時說：“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
不欲人以虛偽待我，我便應不以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我便應不以權術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曾國藩強特別調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既不怨天，也不尤人，認為如果“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凡不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最終也不能立己達己，曆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點。因此，曾國藩向來主張“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
曾國藩奉行的“待人以誠以恕”的品德，集中體現在他正確地處理與左宗棠的關係上。
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左宗棠隻比曾國藩小一歲，但他屢試不中，科場失意，蟄居鄉間，半耕半讀。鹹豐二年，左宗棠已41歲，才由一個鄉村塾師入佐湖南巡撫張亮基，當了個“刑名師爺”。後張亮基遷為湖廣總督，左宗棠於鹹豐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達六年之久。曾、左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常有齟齬。傳說，曾國藩見左宗棠為如夫人洗腳，笑著說：“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還牙，立即諷刺說：“賜同進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對左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也絕不示弱，說：“藩侯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也把“曾國藩”三字喻盡。這些傳之甚廣的言談，或為後代文人編造之辭，不足為信，但簡單的對話，確實反映了左宗棠個性的桀驁。
左宗棠頗有識略，又好直言不諱。鹹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初次出兵，敗於靖港，投水自盡未遂，回到省城，垂頭喪氣。左宗棠“縋城出，省公（指曾國藩）舟中，則氣息僅屬。責公事尚可為，速死非義。公瞑目不語”。意即責備曾國藩，事情還未到不能辦的時候，自尋短見是不當的行為，何必出此下策。一番話說得曾國藩無言以對。可見左宗棠並非沒有情分，而是為主帥打氣，敬愛甚切。
鹹豐七年二月，曾國藩在江西瑞州營中聞父喪，立即返鄉。左宗棠認為他不待君命，舍軍奔喪，是很不應該的，湖南官紳對此也嘩然應和。這使曾國藩頗失眾望。第二年，曾國藩奉命率師援浙，路過長沙時，特登門拜訪，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聯，求左宗棠篆書，表示謙讓之意，使兩人一度緊張的關係趨向緩和。曾國藩的大度待人還表現在他對左宗棠的保舉上。盡管左宗棠在很多事情上與曾意見不合，但他認為左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不遺餘力地向清廷舉薦左宗棠，甚至說左“深明將略，度越時賢”，終使左能夠一展抱負，成為近代著名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