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倭仁一樣，曾國藩每天將自己的意念和行事，用楷書寫在日記上，以便隨時檢點和克製。曾國藩將所寫的日記，定期送與倭仁審閱，並請他在上麵作眉批，提出不客氣的批評。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鄉試正考官，這種楷書日記還沒有寫滿一年，旅途匆忙，日記遂改用行書。此後的日記他也沒有再請倭仁藏閱，但在日記中時時自訟自責的精神，卻一直維持終生不變。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學的道德自省，以經邦治國的要求監視自己，教訓自己。也就是這個緣故，使他在封建的倫理道德方麵和他所獻身的事業中，一天天地進步。
曾國藩日記，絕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賬”，看起來備感乏味。然而“糟粕”中所藏“精華”也很多：論修身治學，曾國藩持身之嚴，待人之溫厚忠恕，讀書之恒心毅力，日記中隨處可見，論史料，曾國藩本人的行蹤交遊，其所首創的水陸營製、幕僚將吏的人事，以及於當時的物價、租稅、官場習俗等，都時時有值得珍視的記載，為別處所罕見。從中我們不但可以了解曾國藩的勵誌過程，同時也使我們對其《挺經》中的勵誌方法，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曾國藩認為：“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他告誡他的弟弟們擇友需慎之又慎，因為一生的成敗，都要看所結交的朋友賢與不賢，所以不能不慎、不可不慎。曾國藩認為何人可以為師呢？他所推崇的人是範仲淹、韓愈、司馬遷、二程（程顥、程頤）、朱熹。曾國藩的大誌由此可見。
曾國藩把自己考評過的那些認為學問、人品較好的人才推薦給各位弟弟。他對諸弟說：“賀蔗農、俞岱青、陳堯農、陳慶覃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意思是說此等人千萬不可為友，這些人雖貴為官宦，卻都是些不學無術之人。
曾國藩認為，好學之友，愈多愈好，但無論與人為師為友，都要長存敬畏之心，因為如果敬畏之心不存，就容易產生輕慢別人的行為，而不能從別人身上得到或學到有益的東西。
立身處世創大事業，誰也無法預料最終會成功還是失敗。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敗的人卻也不少。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夠磨煉心性、提高道德修養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堅定意誌的人。從曾國藩拜師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他拜師的目的不是沾一點兒名氣，而是真心實意地求道，因為他是把“拜得名師”作為實現自己誌向的一個途徑來看待的。從老師那裏學到了治理和自勵的做法後，他立即付諸實踐並終生堅持。見微而知著，偉人的小事中往往更能體現其異於常人的一麵。
3．容人以恕，寬和為上
“聖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貴，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
——引自《曾國藩家書》“書贈仲弟六則·恕”
俗話說的好，“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宰相肚裏能撐船”。這充分說明一個人的胸懷與他的事業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身在高位者，如果斤斤計較一些小事，為小事所困擾，斷然不會有大的作為。古今凡成大事者，無不有著博大的胸懷和長遠的目光，他們這種豪邁的氣概也為自己的成功鋪平了道路。
曾國藩認識到讀書人一般有兩大通病，一是尚文而不尚實；一是責人而不責己。“責人之弊，則無論何等人，概以高深難幾之道相苛，韓公所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者，往往而是”。可以說在用人上，曾國藩高諸葛亮一籌。諸葛亮是事無巨細全由自己掌握，雖鞠躬盡瘁，卻難顧周全，也就是在用人上過於苛刻了。曾國藩常告誡他的兄弟和幕僚，“凡有一技之長者”，“斷不可輕視”，“人才難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