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升官如此之快，不光與他不懈地鑽研學問有關，還與他工於心計、善走上層路線有關。他到京師後，廣交朋友，建立了不少關係。盡管他在日記中屢次反省，自責不安心做學問，但這些關係對他日後升官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國藩深深的了解，一個人的學問、事業和師友的影響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所以他生平十分注重拜師訪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鑒，給他一生的治學和思想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唐鑒，字鏡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奮上進，學習如饑似渴；嘉慶十二年（1807）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後曆任檢討、禦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鑒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巨擘之一，蜚聲京門。
唐鑒潛心研究人性理學，繼承了北宋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兄弟開創的洛學學派和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創立的閩學派，和清代大學士倭仁同以理學相號召，有“理學大師”之美譽。當時許多知名學者都曾問學於他，
唐鑒對曾國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學問影響極大。曾國藩曾向唐鑒請教讀書、修身的妙訣。唐鑒告訴他，讀書應當以《朱子全書》（南宋朱熹著）為宗；修身的最好辦法是記日記自我檢討。為了更好地認識理學的重要地位和關鍵作用，唐鑒還對傳統學術文化的結構做了比較與論述，認為經世治國，主要是熟讀曆史，古人過去的所作所為，所立的法律和戒條，曆代的典章製度，都在史書中。他指出，隻要能在義理上痛下工夫，其餘文章詞曲，都是末流小技，毫無難處。
唐鑒的一番高論，對曾國藩來說，實乃至理名言。這使他初步確立了畢生為之追求的治學目標和途徑。
在拜謁唐鑒之前，曾國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以博得功名，治學內容限製在八股文和試帖詩的狹小範圍之內。
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會試，見識稍廣，“由時文而專心於古文，由文學而精進之於‘道’”，是在嶽麓書院學習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時，他似乎還未徹底明白“道”的深刻含義，因而常以“無失詞臣體麵”為滿足。唐鑒的教誨使他茅塞頓開、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謂“道”是一種義理之學，求“道”應以《朱子全書》為根本，最終確立了以理學為其治學的目標。
曾國藩的求道過程，在他的日記和書信中都有反映。在他求師唐鑒當天的日記中感慨萬千，在他給賀長齡的信中這樣描述：“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初識指歸。”
宋代的理學家們，一直堅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條。在《大學》一書中有“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說。這種思想影響後代無數的文人。為讓自己能成為理學大師，曾國藩嚴格按照理學家“修齊治平”的理論，從“靜”、“敬”、“慎獨”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曾國藩的“修己”所用的真旨和方法，是通過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學大師倭仁學來的。
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紅旗人，翰林出身，是唐鑒的弟子，也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曆任中允、侍講侍讀、庶子、侍講、學士、侍讀學土、詹事、大理寺卿，後為工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
倭仁是以學承正統、德高望重的理學名臣資曆而被“命授皇帝讀”的。曾國藩同倭仁認識後，與其相處的時間比與唐鑒相處的時間還多。倭仁的教導與唐鑒一樣，隻是在談內省時注重實踐，而且比唐鑒更嚴格。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學為主體，兼取思孟學派及陸王心學的某些觀點，形成自己的思想體係。倭仁不僅對理學具有深刻的領悟，更重要的是他自身的道德修養與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達到了高度的和諧，因此為士大夫所折服。
倭仁告訴曾國藩：“‘研幾’功夫最要緊。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最後，倭仁囑咐曾國藩，必須把讀書與修己相結合，要天天“寫日課”且應及時寫。
曾國藩按照唐鑒、倭仁的教誨，按照從道德自省到經邦治國的法則身體力行，使自己的思想與人格得到了升華。在與倭仁會麵的當天，他便立誌“自新”。除繼續按照唐鑒教誨的方法讀書外，他開始在“誠意”和“慎獨”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