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從曆史上眾多大家族尤其是官宦之家興衰的曆史中，得出了“不旋踵而敗”的結論。這個結論也許是很殘酷的。大凡創業者都經曆過一個艱苦的過程，所以深知家業來之不易。但下一代自幼生活於富貴之中，見慣了大排場，沒有了吃苦的意識，而驕，而奢，而淫，而逸，而無惡不作，到了這一步，也就離敗家不遠了。這幾乎成了官宦之家的規律。
中國有句古話，“月滿則虧，日中則昃”。齊家之道，同樣也是如此。如何對待權位和富貴，也就成了一個為官者家族命運的關鍵。曾國藩在曾氏家族最興盛的時候，就提出了“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提出不要幹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勢欺人是敗家之道。這無疑是吸取了曆史的教訓，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曾氏家族後來長盛不衰，每一代都有傑出的人才出現，像曾紀澤成了傑出的外交家，曾紀鴻在數學方麵有很深的造詣，曾廣鈞是著名的詩人。這樣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曾國藩的這些家訓。
5·誠而不欺，立身之本
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也。無私著者，至虛也。是故天下之至虛，天下之至誠者也。
——引自《曾胡治兵語錄》
那些接觸過曾國藩的人，都感到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的人格魅力，這種人格魅力使曾國藩身邊會聚了大量人才，使他的事業越做越大，終於剿滅了數十萬太平軍，成為一位中興名臣。推究起來，這人格魅力產生於他極力倡導並親自實踐的“誠”字，即“待人以誠”、“以誠知天下”。
關於“誠”字，曾國藩曾說：“馭將之道，最貴推誠相見，不貴使用權術。”。又說：“我們待人以誠，別人就會待我們以誠，這叫做以誠換誠；即使少數人以誠待我們，也終會遭到輿論的譴責，使之幡然省悟。如果以權術待人，恃盛氣，挾私見，也可能得勢於一時，但最終會遭到人們的唾棄。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誌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個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待人以誠”，應該是所有為官為將者的一項基本品德。”
因為曾國藩為人處世講求“誠”字，倡導在人際關係中“去偽而崇拙”。他認為人若精明雖然占得不少便宜，但精明可以一次，也可以兩次，卻很少有人能過三次的。太過精明，別人也必定會加以防範，而多數人聰明反被聰明誤，看不到這一點。
人們在交往中，常喜歡與單純的人交往，與單純的人交往心地放鬆，自然不用費盡心機，用心防範，這倒不是說單純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隨意欺騙與作弄的，而是說他心地純淨，平和，淡泊。他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把他的心智放在更有價值和更有意義的事情上，這就是苟子所說的那種人：溫和如玉，完美純正。
曾國藩還認為，隻有天下之至誠，才可以破天下之至巧。鹹豐九年（1859）九月，曾國藩給胡林翼寫信，引用了一個老僧的話：“惟忘機可以鵝眾機。”曾國藩特意在日記中引用了此句，又寫道：（它）似頗有意義，而慚愧自己未能身體力行。
機，在這裏指的是機心，即巧詐的心。《莊子·天地》說：機心存在於胸中，則純白不備。惟有忘機，才能複於篤實至誠；惟有篤實至誠，才能消眾機。曾國藩教導曾國荃說：“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也應該以真心相待，不可以智謀和權術相往來。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這樣久了，就連偽者也共同趨於誠了。”
鹹豐八年正元初四，曾在《與沅弟書》中寫道：“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隻為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恨，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麵、複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複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
鹹豐八年（1858），曾國藩在家守喪，寂靜的鄉間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反省自己的過去。他把自己的思考坦率地告訴弟弟說：“弟來信說自己是篤實一路人，我自信也是個篤實的人，隻為閱曆世幕，飽經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己學壞了。實則白白地惹人笑話，叫人懷恨，有什麼好處？近日來憂思猛省，以後將一味向平實處用心，返還自家原有的篤實的本質。賢弟帶兵在外，也盡快將複還自己篤實的本質，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以至日趨日下。縱使別人以巧詐對我，我還是以渾含應付，以誠愚應付，久後別人的巧詐和敵意也就消弭了。若勾心鬥角地相迎相拒，彼此的巧詐和敵意就無休止了。”
曾國藩最反感那種心口不一的人，即使是自己的親弟兄，有了這種行為，他也直言相告，令其改正，不要做口是心非的人。
曾國荃為了打下金陵，嘔心瀝血，身心憔悴，目的就是為了拜相封侯，對此胡林翼知道，李鴻章知道，左宗棠知道，所以他們隻能按兵不動，隻能眼睜睜地看著這顆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國藩兄弟的手中。可是那個不知趣的外國人李泰國將要把輪船開進長江裏，這可急壞了曾國荃。於是曾國荃上疏皇上，輪船不必進入江河，隻宜在海上巡邏，防禦海盜。曾國藩聽了心裏很不是滋味。他給弟弟寫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