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老莊思想，表現在“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軍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他的這種思想愈益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他心頭。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要將權位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猜忌。
如果我們將曾國藩的一生處世按三個階段來劃分，亦各有其特點。第一階段，為奮發向上銳意進取的時期；第二階段，為擘畫經營、功德圓滿的時期；第三階段，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平和時期。
從鹹豐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曾國藩奔喪至家，到鹹豐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是曾國藩居家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思想、為人處世的重大調整和轉折的時刻。這段時光中，他反複痛苦地回憶、檢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為宗旨積極入世，對身的修養嚴厲酷冷，一絲不苟，對社會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胸懷；持身嚴謹，奮發向上，關心國事，留心民情，因而贏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風得意仕途坎坷；以一文官而白手建軍、治軍，五年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出生入死。但是，為什麼皇上反而不信任？為什麼上至樞垣，下至府縣，都那麼忌恨自己？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日夜苦讀，重閱《左傳》《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希望能從這些書裏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然而，這些書他已讀得爛熟了，重新翻讀，隻能找到自己過去的思維印跡，並未發現新東西。
曾國藩曆來不喜浮滑、圓滑，因為“滑”得過分，就會由小滑而大滑，進而趨於奸猾。這不僅是道德的墮落、人格的迷失，還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換一角度看，古今大奸大滑之人，得善終者寥寥無幾，足見奸猾是敗身取禍之道。
“滑”本不是曾國藩的性格，隻是由於身在官場辦事所需，不得不“滑”。根本上說，曾國藩不是喜歡“滑”的。他自律很嚴，不到不得已時，基本都采取誠信、拙實的措施。他用人時更以樸實為本，不喜用浮滑之人。
彭大壽是李元度的部將，久經官場，為人圓滑。李元度沒有心機，未加注意，便委以重用。曾國藩告誡李無度說，此人閱曆深透，頗近於滑，不應信任。後來曾國藩又批評部將柳壽田，說他“向來說話近於浮滑，本部堂不甚放心也”。對於露出“滑”的苗頭的將領，他不失時機地加以訓誡，甚至參革。曾國藩認為，軍中將領浮滑，非常危險。他給姚體備的信中說：
“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越，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曆不喜用善說話之將，非僅弟一人然也。”
曆朝曆代像秦檜、賈似道這樣的奸臣，雖然在世時能夠采取欺瞞哄騙的手段蒙騙君王，壓製同僚，但其陰謀最終還是被世人發現，結果成為千古的罪人。這就告訴世人一個道理：做事要分清事物對象，如果在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上也一味采取“圓滑”的、不負責任的態度，而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害，必將會受到曆史的嚴懲。
繼秦檜、賈似道之後，像明朝的嚴嵩，清代的和坤，由滑而奸，成為國家蛀蟲，雖一時得勢，終歸身敗名裂。這些人絕非生來就是奸猾之人，多仗著聰明，由小滑而大滑，由滑而奸，一步步走向不歸之路的。由此可見，“滑”字不可常用。曾國藩在不得已時才偶爾為之，主要還在於其本誠信之心，加以約製，這才沒有走上述諸人的道路。
在百思不得其解時，曾國藩試圖繞開儒家經典，到道家那裏尋求“真經”。為此，他認真閱讀了以前看過但並不相信的《道德經》、《南華經》等老莊的著述。這些書名為出世之學，但曾國藩重讀後，卻為他的立身處世指點了迷津。同樣為人處世，孔孟主張直率、誠實；而申韓等法家卻主張以強碰強、硬對硬；老莊則主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江河所以為百穀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強，柔則是至剛。用老子的言論對比自己過去的行事，曾國藩發覺自己處處直截了當，用的是儒家的至誠和法家的強權，表麵上痛快幹脆，似乎是強者，結果處處碰壁，實質上是失敗者，是弱者。到頭來弄得到處是敵人，處處是障礙。過去也知道“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沒有真明白，所以自己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實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無形無象、鬼斧神鑿的。“大柔非柔，至剛無剛”，太妙了！想到這裏，曾國藩如同從黑夜裏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開朗。
自此之後，曾國藩為人處世，由前時的方正，變為後來的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