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根據以往自己的經驗得出，克服心理障礙應當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而“廣大”則是把自己看得渺小。曾國藩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又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
正是因為曾國藩經常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以此來保持自己心態的平衡。他經常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即使是“不能與諸賢並論”的樊噲，他也認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冷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長進，就越能更多地擁有別人的長處，就會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國藩改掉缺點毛病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不多見的，對他一生性情方麵的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國藩的成功在於：“不自欺。”他認為人之所以做事無恒，修己不利，就是因為自欺，自欺所以欺人。做人隻要能做到不自欺，那麼做任何事都可以堅持到底並取得成績。因此，他要求自己不能自欺欺人。
為了能及時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而不自欺，曾國藩采取了兩個辦法，一是給弟弟們去信，向朋友們打招呼，請他們時常指出自己的缺點；二是記日記，借此對自己每天的言行進行反省。一百多年過去了，當時朋友兄弟怎樣指出曾國藩的缺失，我們已難考察，不過其日記中卻記了很多。如：
“季師意欲餘致力於考試工夫，而餘以身弱為辭，豈欺人哉？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尚可救藥乎？（癸卯二月日記）”
“竇闌泉來，言理見商，餘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矯，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外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記）”
“客來示以詩藝讚歎語不由中，餘此病甚深。孔於之所謂巧令……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記）”
“觀人作應製詩而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為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癸卯二月日記）”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因為這關係到一個人的忠信、廉恥。曾國藩的這些思想，可用來救治世人之病。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作為本質上至純、至善、至美的生命體係品質，它必將隨著人類的不斷繁衍和進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2．內外兼修，爭做完人
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餘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麵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麵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
——引自《挺經》第六卷 剛柔
曾國藩波瀾壯闊的一生，隨著經曆見識的不斷發展而不斷變化。曾國藩早年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軍時推崇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曾國藩紮實的儒學功底，是在做京官這個時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學這塊敲門磚敲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入研討。在新的環境裏，他得到了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師的點撥，登堂入室，其理學素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可以說是一種“內聖”的功夫。他通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之目的。曾國藩還充分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曾國藩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誨，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而對於這一套理論、方法的運賂，則貫穿於他一生。
太平天國起義軍聲勢浩大難以控製時，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在這個時期，尤為鮮明地表現出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的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為治。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存所不辭。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完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