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因為這關係到一個人的忠信、廉恥。曾國藩的這些思想，可用來救治世人之病。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作為本質上至純、至善、至美的生命體係品質，它必將隨著人類的不斷繁衍和進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1．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忠誠則神欽。慎獨者，遏欲不忽隱微，循理不問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統一，齋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功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我們絕大多數人是自我感覺良好，隻看到別人的缺點，卻看不到自己的缺點，這是庸人的思考方法。真正有才幹的人往往會發現自己的缺點和不足，正視缺點和不足，並設法克服改正。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代表。曾國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過反省自己的缺點過錯，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曾國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個不苟言笑、沉穩木訥的君子形象，實際上這代表了他成熟時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曾國藩自己也知道“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曾國藩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
有一次，曾國藩的朋友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末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吐，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結果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曾國藩後來反省說：“彼此持論不合，反夏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曾國藩去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大家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當天他的日記中說：
“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辯論誇旋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誡，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神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
曾國藩的父親看到曾國藩身上的確有不少毛病，所以到湖南後便立即給兒子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裏這樣談到了來信內容：
“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 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欺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來信對曾國藩的觸動很大，但這之後曾國藩仍經常犯同樣錯誤。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承認“應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學，“憂悔並生”。
可是，曾國藩雖然對自己進行了檢討，卻又走向另一種極端。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呂新吾的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即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也由盡沒盡人力所決定，但說到底還是人能勝天，不能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因此“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從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麵日漸成熟，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麵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他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曾國藩性格的逐步完善，為人處事之圓通，還是在經曆多次磨難後。尤其是鹹豐八年再次出山後，其性格大變，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這期間，曾國藩經曆了成敗勝負的多次考驗。
曾國藩後來意識到，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過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說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類、勢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謂“人能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忮若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若不去，滿腔日即卑汙。曾國藩說：“餘於此二者常加克治”，遺憾的是尚未能掃淨除盡。進而他認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曾國藩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