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衍俊先生談到，1987年，李嘉誠來汕頭大學出席會議，“和他握過手的幾個新聞界同行，都敏感地發現，李嘉誠的手心有些發燙，說話的鼻音也渾重了。李嘉誠顯然是感冒了，發燒還沒退。”
連續兩天的會議，李嘉誠“太勞累了，感冒又加上胃痛。但他仍然不動聲色地打起精神堅持著。隻是到了會議中間，他才走近我的身旁悄然地告訴我：‘我要吃胃藥，需要幾塊餅幹送藥，能找到幾塊餅幹嗎？’學校的人馬上去買來肇慶產的菜汁餅幹，李嘉誠吃過藥，又回會議室開會。事後，他又悄然告訴我：‘餅幹，我的秘書從香港有帶來的，可是一忙，放在賓館裏就忘記帶來了。’他又非要交還買餅幹的錢，我向他說明，幾塊餅幹，區區小事，不足掛齒，他才作罷。”
這件事傳開，汕大師生甚為感動。要知道，李嘉誠是汕大的獨資讚助人，是汕大的恩公！
有人說李嘉誠的作為帶有功利性。誠然，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人想絕對沒有功利意識是不現實的。不過，李嘉誠的體諒和善待他人，更多的是他所受的傳統文化的熏陶，以及父母對他的諄諄教誨。這種思想，已深深融入他的心靈。
你對別人怎樣，別人就對你怎樣
李嘉誠做大生意的能力
人與人之間存在微妙的回報法則。中國有句古話，“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中國人一直把這句話奉為做人的一個準則。西方人也有一句被奉為做人準則的話：“帶著感激之心生活。”這兩句話境界雖然不同，但在感恩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李嘉誠從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又受到較深的西方文化的影響。這兩句話都牢牢地紮根在他的心靈深處。因為他懂得你對別人怎樣，別人就對你怎樣的做人道理。
李嘉誠常常提起小時候在茶館當堂倌的一件事。那時的李嘉誠把茶館當作他了解社會、體察人情世故的好地方。有一次，李嘉誠因為用心過於專注而走神，結果造成了他終生難忘的“飯碗危機”。
那一天，一位茶客坐在桌旁，侃侃而談，大談生意經，那些生意場上的鬥智鬥力，爾虞我詐，令李嘉誠大開眼界。他覺得做生意很神奇也很刺激。李嘉誠一時聽得入了迷，竟忘了自己的本職工作，沒有及時給客人衝水。
這時，有一位夥計，看著李嘉誠如癡如醉的樣子，而客人的杯子早空了，便大聲叫他，李嘉誠這才回過神來，慌裏慌張地拿起茶壺為客人衝開水。由於動作匆忙，他一不小心把開水淋到茶客的褲腿上了。
李嘉誠嚇壞了，呆呆地站在那裏，一臉煞白，不知該如何向這位茶客賠禮謝罪。
茶客是茶樓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大爺。若遇上蠻橫的茶客，必會甩堂倍的耳光，而且會找老板鬧個不休。在自己進來之前，曾有一個堂倌也犯了這樣的過失，那個茶客是“三合會白紙扇”（黑社會師爺）。老板自然不敢得罪這位“大煞”，硬是逼著堂倌給這位大爺下跪請罪，然後當即責令他滾蛋。
李嘉誠已做好了受罰的準備。這時，老板跑了過來，正要對李嘉誠責罵，想不到的是隻聽見這位茶客說：“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這位小師傅。”
茶客一味為李嘉誠開脫，老板當然樂得順水推舟，也就不再說什麼了，隻是恭恭敬敬地向茶客連聲道歉。
回到家，李嘉誠把這事情說給母親聽，母親感歎不已，覺得兒子確實很幸運。她說：“菩薩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誡兒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積善必有善報，作惡必有惡報。”
其實，李嘉誠逃過這一劫，並非僥幸，也是他勤勉機靈，又善於學習的結果。由於他平時真誠待人，吃苦耐勞，顧客和老板自然是看在眼裏；記在心上，自然不願為難他。如果是一個懶惰不負責任的夥計，客人早就看他不順眼，老板早就對他心懷不滿，那麼，即使沒事，飯碗也很危險，若是鬧出點事來，還能有好果子吃嗎？
但是，李嘉誠後來依然對那位好心的茶客念念不忘。他多年以後，曾對友人說：“這雖然是件小事，在我看來卻是大事。如果我還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讓他安度晚年，以報他的大恩大德。”
這一次“飯碗危機”，讓他真正體會到了這些傳統美德的重要作用，也使他此後始終信奉“以和為貴”、寬以待人的做人準則，並以此為他事業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李嘉誠跳出五金廠後，仍十分感激五金廠老板的知遇之恩。盡管他也為該老板立了不少功，但他依然是心懷愧疚之情。
李嘉誠知恩圖報，就像當年他離開舅父的中南鍾表公司時一樣，也向五金廠的老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