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當清末朝廷詔天下州縣普立學堂、廢製藝律賦時,曾經這樣評論過科舉製度:“製藝、策論、詩賦不必不得人”“而得故鮮矣。”後來的事實表明,張謇本人正是中國綿延1200餘年的科舉取士製度所陶冶和鍛造出來的屈指可數的最傑出人才之一。
縱觀張謇的一生,這30年的科場拚搏,對於他42歲以後思想的凝練與事業的成功,決不是毫無意義的,而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僅就他後來成功興辦的教育事業來說,長期的書海航遊與一朝的蟾宮折桂就具有以下四方麵意義:第一,蓄積了極為廣博的學識。張謇中舉人後,座師潘祖蔭尚書曾當麵嘉許他:“論學,我當北麵。徒以一日之長,抗顏為師。一第在子不足輕重,朝廷得人,殊可賀耳。”具有淵博的學識,是造就一個偉大教育家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第二,領悟了教育事業的內部規律。在30年的科場奮戰中,張謇不僅做學生,也應聘擔任過一些書院(崇明的瀛洲、安慶的經古、江寧的文正等)的山長,由此對各門知識的內在聯係、讀書與做人與實踐的相互關係、教與學的門徑、學校內部事務的管理等,目察之、耳聞之、心計之,可謂老馬識途,無形中已是行家裏手。
第三,洞悉了科舉製度的弊端所在。他曾說:“鄙人亦科舉中人……始讀書時,孜孜於場屋生涯者二十餘年。世風漸變,自覺其非,然不能不於此中求脫穎,但不為所囿耳。”
第四,獲得了崇高的人望。在長達30年的科舉生涯中,張謇結識了許多同時代傑出的知識分子。他們富於理想與學識才智,由於誌同道合,逐漸結成了一個以享有狀元桂冠的張謇為核心,可以在學識上互相切磋、事業上互相援手的高層次的先進文化人群體。這個群體後來給了張謇的事業包括興辦教育以極大的幫助。
以上四點,既為張謇日後改革舊教育製度、創建新教育製度提供了客觀上的必要性,同時也為他實踐這種改革和創新提供了主觀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