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由我國最早從歐、美、日本留學回國的農學家王舜臣、陳嶸、過探先發起組織的中華農學會，在上海教育會會堂召開成立大會（當時張謇為上海教育會會長），公推張謇為名譽會長。該會緣起有雲：”創舉斯會，冀收教學相長之效，借盡鼓吹提倡之職。學理昌明，影響很大，是合或足開農業改進之先聲，亦意料中事，寧止侈談學理而已”。這個提法，又較張謇當年之設想，有所簡縮。而且明確提出是農學會，不是農會、農務會、務農會等等。
1898年6月開始的戊戌變法，光緒帝所頒發之變法令中，曾經提到“倡設農會，屬於經濟方麵，而未歸於政治、文教”。9月維新為慈禧扼殺於繈褓之中，學會被禁。10月曾發布一條“上諭”：“前禁報館學會，原以處士橫議，其風斷不可開，至於農商人等，聯絡群情，考求物產，本係在所不禁”。這個“農學會”的性質，與張謇之見相若。到中華農學會時，則顯然不是“農商人等”“考求物產”的組織，而是國內的農科專業工作者，包括國外回來的農科留學生的群眾性學術團體了。這種情況，張謇既是知曉也是讚同的。1923年中華農學會在蘇州召開第六屆年會，他已七旬高齡，曾蒞會並致祝詞雲：“走（我）於疇昔，曾箸林議，在官之今，與農同紀。蒞會揭旨，適符前臆。諸子努力，此實偉業。”
當時，中華農學會的會員分4種：名譽會員、讚助會員、永久會員和會員。張謇的獨子張孝若為僅有的3名名譽會員之一，其餘2人為馬君武與戴季陶。
張謇作為曆史人物，在1937年中華書局刊行的《中國百名人傳》，首為黃帝，末乃張謇。在中國近代農業史上，則應屬開拓啟蒙之第一人。1929年胡適曾為張孝若給他父親編輯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言中說：“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成的誌願而死。”他兒子張孝若對胡適的評價也深有同感：“你說我父為失敗的英雄，這話確當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認的。因為他生平誌事沒有實現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隻遺留了許多實地測驗的具體計劃。數十年來，他想辦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製度，沒有成功；他想辦通海一帶大電力廠、大紡織印染廠，沒有成功；他想墾辟沿海幾百萬畝的荒田，沒有成功；他想疏治淮、運、江、湖、鬆、遼諸水道，沒有成功；他想實現棉鐵政策，改革鹽法，和劃一度量衡，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失敗嗎？”
1913年他所撰《實業政見宣言書》曾表示：“謇此次出就部任，大懼無以應現世之所需，饜國人之屬望。夙袒惴惴，不能自已。蓋際此時艱，不敢不出，勉盡國民一分子義務，然外觀時事，內忖精力，此義務能解盡到幾分，能收幾分之效，以報我國人期望之萬一，則毫無把握。”但他還是實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實業之命脈，無不係於政治。”具體有四：一當乞靈於法律；二當求助於金融；三當注意稅則；四當致力於獎勵。“凡大企業，資金巨而得人難，實皆含有危險性質，若航海遠洋漁業等則尤甚。故各國皆有獎勵補助之法，蓋誘掖之，使之發展，即所以為國家擴生計，增國力也。”“凡此四事，皆農工商行政範圍中應行之事，而以謇艱難困苦中經濟所得，尤視為一日不可緩，故今日所可以告我國人考抵此。”這些話語重心長，切中時弊。可見他頭腦清楚，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後人做個榜樣，是求有所為也。至少在我國近代農業史料中，彌足珍貴。
同年，張謇還發表了《宣布就部任時之政策》，苦心孤詣，擘劃周詳，其中不但提到了“學校學會之研究學管理”。還對其一貫倡導之棉鐵主義，加以抒發。更令人矚目的是，“至於鐵礦，需本尤重，非用開放主義，無可措手。但使條約正當，權限分明，計所獲益，良非淺鮮”。此文結尾數語，尤其使人感動，“謇年逾六十，精神才力，漸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數十年如一日，斯則願與邦人君子共相策勉者爾”。
張謇辭官還鄉，既未息隱山林，更未消極因循，而繼續奔走呼號，為民請命。當時他所辦的實業，已有相當的規模，可是全力投資在社會事業上。僅以保坍而言，據1917年張謇向政府的報告：“自光緒末以來，通城近江處已坍失農田二十餘萬畝，屢請於官，充耳不聞”，他隻得自己出麵，“既請荷蘭工程師測量勘估，又向上海有關銀行商借貸款。當時用以江岸保坍的經費，逾百萬兩（白銀）。”1926年5月，他不顧年邁力衰，還親自視察南通的保坍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