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牧業方麵：張謇在創辦通海墾區時，即認識到發展牧業對紡織之重要，故名其公司為通海墾牧公司。就任農商部總長後，即提出《獎勵農牧產案》。他認為“外國毛織物之充斥於吾市場者，數十年矣。民國改製，冠服皆用呢，而毛織之需用尤廣。吾國織呢廠，稍稍興作，旋即顛仆，即幸存者，亦支離困頓，不能發展，其最大原因，則在羊毛缺乏，或其種類粗劣，是又當獎勵牧羊之法，凡牧場能改良美利奴羊300頭以上者，獎100元……”此案提出後，上麵擱置不批。1914年又提出《谘複財部請仍酌撥籌辦棉糖林牧等場經費文》重申：“牧場一項，實因毛線物品，為近今製服所必需，若所產原料不多，何期工織之發達，而杜漏卮之外溢？查美利奴羊產毛量佳，毛量亦富，我國西北一帶，於牧羊又極適宜……且牧羊事業，繁殖甚易，當年即可剪取羊毛，是需費無多，而收效最速，現在各省企圖牧羊者，又不乏其人，即如四川，浙江等省，曾函電交馳，購索畜種，若非及時擴充，必無以應各有之求。而各省之企圖牧羊者，亦以無種畜而進引輒止……”雖殷切之情，躍然紙上，區區費用還是沒有得到解決。勉強設置了兩處牧場，一處是就該部原有的張家口墾牧場，改稱第一種畜試驗場，飼養美利奴羊100隻，蒙古羊200隻，另一處是北京門頭溝的荒廢山場，組建第二畜種試驗場。還在安徽鳳陽，盱眙兩縣間，建起第三畜種試驗場，派員前往澳大利亞購得美利奴良種羊，分配各場試驗、繁殖。
在漁業方麵：張謇生長在江口海濱，熟知內河與近海漁業的情況。18世紀末葉，外國輪船漁船闖入我國領海者日多，其水產品也隨之輸入，使他感到一國之漁業與航政，不容忽視。就任農商總長後，1914年4月，製定《公海漁業獎勵條例》、《漁輪護洋緝盜獎勵條例》，次年又製定有關施行的細則，以及《公海漁輪檢查規則》，凡經檢查合格之漁輪，按照噸位，定期發給獎勵金；對緝私漁輪，配備一定武器彈藥。上述條例頒布後，相繼有江浙、奉天、民富、北洋、淑興、浙海、魯海等漁業公司正式成立。擁有漁輪、風帆船等，並先後組織起直隸商漁聯合會、山東商漁聯合會、廣東漁團等，護海緝盜，我國漁政始開其端。
1914年3月，張謇通令沿海各省，籌設水產講習所，並由農商部選派專人，巡回講課。當時以浙江省發動較早，其他如直隸、江蘇和營口，都開設水產學校。同時，動員沿海各地小學，招收漁民子弟；還籌劃設立漁會和海圖局，擬定漁業法。
另外，1914年9月，張謇還頒布了《狩獵法》，對捕獵的器械，須經當地有關官署核準，始可使用，以保護珍禽異獸。
綜上所述之種種，無論成與未成，均可見張謇當年之雄心壯誌。其實，他對統治當局的內幕，早已洞悉。是可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遠在1904年他就擔任過農商大臣的頭等顧問官，1910年寫了《獎勵植棉暨紡織業談》一稿，據他事後在此稿後記中說：“（宣統）三年六月人都，舉以陳於清農工商部，略供全部三數人酒半茶餘之談助而已，曹李奄奄，都無生氣，寧有實行之可望？今其庶幾乎，比亦以表與冊寄示農林工商二部長，區區之意，但遇負是餞行之責者即言之。以貢我一日之知，而盡我匹夫之責。”張謇以為輪到自己出任農商總長，會得到為自己擁戴的大總統和內閣的支持。誰知當上總統的袁世凱，熱衷於皇帝夢不惜於賣國求榮，而沒有拿錢去發展國民經濟。張謇一再受挫，隻得申請解職，他說：“就職時之設計已窮，日在官署畫諾紙尾，所從事者簿書期會之無聊，府吏胥徒所可了”“於國民實業前途，茫無方向”。實際上，他是警惕自己不要跟著“洪憲皇帝”一道垮台，就在1915年秋天，掛冠南歸。
興辦學校普及科學
張謇曾長期出入書院，應考科舉，個中利弊，自有切身體會，爾後西風東漸，出訪日美，見聞益廣，感受亦多，加以國事日蹙，漸萌變革之念。早年他在興蠶桑受挫之餘，專心研讀徐光啟《農政全書》尚覺不足，乃馳書其駐英之摯友顧延卿，提到“泰西農政水書，講求至核，西人圖繪其製實精，倘獲其書必有出文定（徐光啟）所得之外者”。請他代為搜集，並表示學西方應從農業著眼，才能不離根本。
張謇甲午奪魁之後，適逢中日海戰之敗，他深受刺激。1896年便列名加入上海強學會。在他所作《變法平議》中，明確地主張廢科舉、設學校，認為“求國之強，當先教育”。後來他興辦實業，開紗廠時，又進而認識到“有實業而無教育，則業不昌。”還說“因念紗廠，工商之事也，不兼農事，本末不備”。繼又發展到“欲求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教育則無與”。看來張謇的思想在客觀影響與本人實踐中，逐步由變法而教育，由教育而普及科學，但根本立腳點還是農業。
張謇之治事治學，高瞻遠矚，且又務實。1902年為兩江總督劉坤一製定初高等兩級小學和中學課程之後，即與上海農務會的羅振玉、王國維等商議製定《私立師範學校章程》，並擇定南通千佛寺為校址，1903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範學校。接著他又創建了五屬中學（即南通中學）以及農業、醫學和紡織三所專門學校，後來合並為南通大學，分設農科、醫科、紡織科，為我國私人創辦高等農業院校之始，與教會勢力在中國創辦的金陵大學、嶺南大學相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