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國憂民興農勸農
步入南通博物苑，登樓回首，一幅大型的張謇荷鋤圖映入眼簾，上麵畫著健壯的男子，左手提起下垂的衣襟，右肩扛著一把鋤頭，頭戴鬥笠，兩目炯炯注視著前方。上書《張季子荷鋤圖》，此畫出於光緒庚子秋，四周填滿了題跋，最觸目的左上方是翁同和寫的，末句為“一水分南北，勞君獨荷鋤”，翁同和，常熟人，力主維新，戊戌政變後，革職還鄉。南通與常熟，隻隔一條長江。題詩自有多種寓意，但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張謇最重視的還是農業，而且是躬親實踐的。
張謇一生經曆著中國大變動的時代，自甲申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義和團、辛亥革命以迄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內憂外患，紛至遝來。對於他這樣一個出身農家，逐步達到高位的舊士大夫來說，既深知民間疾苦，又了解外侮日深，高層昏聵矛盾重重。他對洋務派李鴻章喪權辱國，曾向朝廷痛切陳詞：“試問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50營，設機廠學堂67處。曆時20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言，脅製朝廷。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然而他無力挽回狂瀾，便返鄉興農墾、辦實業，但又為農村之凋敝，生民之貧困，焦慮萬狀。
1903年他在勘察了黃淮水患後，憂心如焚，在《請速治淮疏》上，竟然這樣說：“外人查找災狀者，鹹謂置無數可耕之良田為荒區，造無數可飽之農民為餓莩。環球萬國，惟中國有之”。對“皇上”如此直言無忌，其忿可見。然而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張謇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一直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與報國之誌，隨著形勢的發展，他逐漸主張變法，繼而呼籲立憲，最後力促共和。但辛亥革命之後，共和又使他大失所望，於是發出“政府頑固如此，社會腐敗如彼”之歎，感到“國不亡而日演亡國之事”，然則“何以解人民之痛苦？他隻得決心，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
張謇所“做”之事，一如他所“作”的文，條理萬端，數量驚人。但其主導思想，可以歸納為興農勸農。
1897年他在《請興農會奏》中指出：“臣竊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國家者，立國之本不在兵也，立國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與農，而農為尤要。蓋農不生則工無所作，工不作則商無所鬻，相因之勢，理有固然。”像這樣強調農業農學的議論，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1913年所作《農學通釋序》中，具體提到：“謇家世務農，嚐略涉農書矣。私獨以為必經生學士之農，與田文野老之農合，而後學可致於業而發於政。”指明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意義。同時，他又針對當時知識分子斷章取義，自恃清高，常引孔子“吾不如老農老圃”的話，貶低農業的傾向，加以批駁。然後表示：“寧謂天下不須稼哉？果不須稼，而能成禮義信之天下，則詩書所紀，固宜盡刪之矣”。態度十分鮮明。
張謇晚年，倡村落主義。所謂村落主義，他自己說的是“自治其地方之謂也”。
梁啟超到南通看了後則說“蓋村落者國家雛形，國家者村落之集合體也，假使全國之人皆行其村落主義，則擴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國家”。實際上就是以發展農業教育為軸心的農村建設，如其中曾規定“學童概宜上學四年”等，比30年代晏陽初在定縣辦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鄒平搞鄉村建設，不但時間要早，規模也要大。在南通，張謇還辦了一係列的農業教育，分乙種農業學校、甲種農業學校和南通農科學院。1916年他在農校開學時講了一番話解釋他采用“勤苦儉樸”為校訓的用心：“蓋勤有在思慮者，有在肢體者。若農之為業，則兼思慮肢體而為用，而肢體之勞動尤多，是苦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盡苦者，未有苦而不出於勤苦者耶”。
興修水利墾荒植棉
張謇既是一介寒儒，又出身田畝，深知農民疾苦，成名後亦未忘本。據說他當了狀元郎，榮歸鄉裏，到通海一帶去勘察荒地水情時，不但不要鳴鑼開道，連轎子也不坐，而乘農民的牛車。他一心向往幹些實事，造福百姓。他說：“凡事不能通於齊民，不能無阻；凡利不能及於婦孺，不能大有功。”
早年，他離開吳長慶幕僚還鄉，曾提倡種桑養蠶，親自到外地去采購桑苗，鑽研養蠶之法，並試驗種甜高粱製糖，而為群眾尋找脫貧致富之道。他雖曾一度在通海地區，增植桑樹不下百萬株，而使鄰近的泰興、如皋、靖江等縣，也接踵興起，但因苛捐雜稅之擾，未能收到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