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由舉子而進士的人成百累千，榮登榜首為狀元的也不止張謇一個。為什麼隻有張謇一人在興學育師造才上取得如此卓爾不群的成就？分析他從科場魁元到學界泰鬥的演變軌跡，發現他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順應時勢，迎難而上
張謇對晚清中國的國情與積貧積弱的原因有著深切的研究與了解。他曾指出：“中國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則力不聚而弱見，暗則識不足而怯見。識不足由於教育未廣，力不聚由於實業未充。”怯弱是表象，散暗才是本因。救暗莫如教育，因此他大聲疾呼：“圖存救亡，舍教育無由。”“憂國者以為，救亡之策莫急於教育。”“欲圖自存，……舍注重實業教育外，更無急要之計劃。”與此相聯係而值得注意的是，比張謇晚生28年並且也曾旅日求學的魯迅，也得出了與張謇相似的結論。魯迅的初衷是要研討醫學，救治像他父親似的有病而被庸醫耽誤的人們。後來他發現，對於那些精神麻木、當同胞被異族殺戮時竟還“酒醉似的喝彩”的人們來說，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因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於是他把醫治中國國民精神的劣根性作為自己畢生奮鬥的目標。張謇要創辦教育開啟國民的智商，魯迅要發展文藝療救國民的精神，二人真有殊途同歸之妙。但是，發展國民教育在晚清時代還是一樁前無古人的難事：“至於教育之理、教人之法，雖謂直無一人能之，亦不為過。”需要有人為之前驅，而張謇正是這第一個敢於“吃螃蟹”的勇士。他適應時代的呼喚迎難而上，首創了師範、女師、紡校、農校等，有的在當時是全國第一（如通州師範），有的甚至是全國唯一（如紡織學校），他由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成功引起世人矚目、群賢效法，起到了引領時代潮流、開一代風氣之先的示範作用。
實業先行，根深葉茂
張謇深知：“教育者，耗財之事也。資其耗者，必有所出。”財何所出？按當時“各國之通例”，應當是“官立之校用國家稅，公立之校用地方稅，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國家稅、地方稅補助之”。但清政府有限的財政收入正艱於應付戰爭賠款，地方財政收入又各有原定用途，都不可能用於舉辦新式教育的投資。顯然，如果自己沒有穩定的財源，單純寄希望於社會集資，要麼是學校根本辦不起來，要麼是辦起來也不能經久，更談不上發展。揆情度理，在先辦實業還是先辦教育的問題上，張謇選擇了實業先行。他在後來追敘這一抉擇過程時寫道：“欲興教育，赤手空拳，不先興實業，則上阻旁撓，下複塞之，更無憑借。”“辦學須經費。鄙人一寒士，安所得錢？此時雖已通仕，然自念居官安有致富之理？……其可以皇皇然謀財利者，唯有實業而已。此又鄙人興辦實業之念所由起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張謇在興辦實業方麵傾注了大量心血。1898年始創通州紗廠，次年開車紡紗，不久依靠天時地利人和獲得穩定盈利。然後才從盈利中支取他個人應得的份額，於1902年創辦通州師範。通州紗廠後來逐漸發展成包含有幾十個企業的大生企業集團，“蛋糕”越做越大。到1921年大生紗廠曆年純利已累增至1600多萬兩，可以為挹注教育提供大量資金。綜觀張謇25年興學實踐，他實際用於解決經費來源的渠道共有4條：一、張謇私人資金；二、親友讚助；三、大生企業集團劃給一定比例的股份，或直接撥給經費；四、購置一定量的土地作為學田，利用其田租收入。其中又以企業股份為最大最穩定的收入，即使是私人資金，也主要是來源於企業所得紅利。故曰：“教育必資於經費，經費惟取諸實業，所謂實業為教育之母是也。”張謇之所以能比較順利地說服絕大多數股東同意以公共盈利挹注教育事業，這與他以狀元身份擔任大生集團總理的崇高威望和巨大信用有關。強大的實業資本成為興辦教育的堅實後盾，使南通的教育事業成了有源之水——源遠流長，有本之木——根深葉茂，避免了同時代許多誌士仁人在興辦教育事業上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