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在政治上，張謇對中國落後現狀持漸進改良的主張，認為這樣可以安上全下；而對“能破壞而不能建設之革命”，則明確表示其“疑慮”。清末民初，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已成為曆史潮流。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股“唯新是務”的偏激思潮，主張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以西方列強文化取而代之；曲解民主自由，主張在學校裏一味放任，學生可以“不盡上課，不限考試，不嚴記分”，從而導致學生荒怠學業。“人民以實業辛苦所得之資間接供教育之用，將以成其子弟也。今匪唯不成而又戕之：戕之以放縱，戕之以遊惰”，他認為這是既可悲又可恨的事。他認為接受西方科學文明不必要以犧牲中國的傳統道德為代價。在一封《論新教育》的信中，他寫道：“自國勢衰弱，人厭科舉製藝之徒空言無用，乃決去之，而趨向於泰西之科學。決去之，是也；趨向泰西科學，亦是也。然科學者，藝之事。藝非德行，體薄而不立；德行非藝，用狹而不行。不立不行，則才不足，而人之恃以為生者不周。”因此，在他的教育實踐中，對中國的舊文化實行了辯證揚棄：棄去的是“空言無用”的科舉製度的內容與形式，保留和發揚的是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道德中的“合理內核”，實行的是“有破有立”、“邊破壞邊建設”，並使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與西方傳入的先進科學知識有機結合。這樣做的結果，他稱之為“有舊道德而又有新學識”。在他的教育生涯中，他能得心應手地發揚自己在30年科場拚搏中嫻熟掌握的中國古代優秀文化典籍的長處，經常恰到好處地引經據典，幫助學生釋疑解惑，鼓勵和引導學生勤奮學習、立誌成才，由此使他成為在全國莘莘學子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青年導師。他在重視對學生進行西方科學知識傳授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對學生進行優良道德的教育和國文技能的訓練，使他的學生因德藝兼備而受到社會的歡迎。他沒有試圖一筆抹殺中國的舊文化，另起爐灶重新創建新文化，而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在傳承中國優秀曆史文化的基礎上，致力於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正如有的學者正確指出的那樣，他的教育思想具有“西學之形表，儒學之內核”的特點。可以說，張謇的教育思想體係是脫胎於舊文化而超越了舊文化的“老樹新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砧木上嫁接了西方現代文化的接穗而結出的碩果。
洋為中用，青勝於藍
張謇是一個勇於並善於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采人之優成己之用的高手。他認為：“人之長處，雖千裏萬裏之遙，尚宜取法。”所以，他不避勞苦，於1903年東渡日本取經學習。但是，在學什麼、怎樣學、學後達到怎樣的效果上，張謇都有自己的考慮。關於學什麼，他對東道主這樣闡述自己的“調查宗旨”：“學校形式不請觀大者，請觀小者；教科書不請觀新者，請觀舊者；學風不請詢都城者，請詢市町村者；經驗不請詢已完全時者，請詢未完全時者；經濟不請詢政府及地方官優給補助者，請詢地方人民拮據自立者。”關於怎樣學，他認為首先必須識得主客體：“我所欲知，我所能行與不能行，我所宜否，皆主體也；取足以補我之知、擴我之知者，辨別能行與不能行及宜與否，皆客體也。”他在日本考察時曾詳記並深思二位留日華生的議論：一個認為日本學的是歐美，“我學其似而仍須歐美之真是學，而又須摧眉抑顏以受之，不若盡中國學子分遊歐美”；一個認為“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以我普及教育未興之人，一蹴而幾歐美，是責三尺童子以烏獲之任，鮮不蹶者；不若就其猶近我者而借徑焉以為曳也。”張謇在興學過程中對歐美與日本的教育製度都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的選擇是以日為師而兼采歐美之長。關於學後達到怎樣的成效，他力主對外來經驗進行本地化的適應性改造，使外國經驗中國化，日本做法南通化，從而達到消化、吸收、整合與創新的目的。他認為“學校也是配置尺寸的地方”，“試看各國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狀”，“如果專門模仿人家的方法，是不對的”，“這好像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哪裏可以呢？”“就是照西人的做法，心中也要有個斟酌。”張謇這種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態度，避免了民族虛無主義和洋教條的誤區，符合於人類從模仿學習到融會創造的認識論規律，因而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一位原先傲慢的日本侯爵到南通參觀後轉倨為恭，自言日本當軸亦將改變其向日方針，“且雲他日日人之來華者，必勸其來觀於通。豈非以通之教育為公理正義之所歸耶？”從1918年起，來南通參觀者，“不僅本國人士，外人亦翩然繼至。誠以通校課程均有特異之點在，而師範校為其尤。”原因在於“課程之訂定，既須適應世界大勢之潮流，必須顧及本國之情勢，而複斟酌損益，乃不鑿圓而枘方。”1924年，張謇終於在南通接待了日本青年會組織的參觀團，成為那個時代洋為中用、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