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師資，欲普及教育，就應廣設小學。他說：“開民智，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廣設初等小學。”他認為小學教育直接影響到中等乃至高等教育的質量。他對小學教育作了形象而又深刻的論述：“小學生猶苗蘖也，小學校猶苗圃也。培護莖寸之莖，使之盈尺及丈，成有用之才，苗圃之事也。小學校亦類似。”這個形象的比喻說明小學教育是整個教育事業的基礎。
張謇在辦學的實踐經驗中提出了“師範啟其塞，小學導其源，中學正其流，專門別其派，大學會其歸”的辦學道路。在普及小學的基礎上，逐步推廣中等學校，最後辦專科和大學，從而建立起完整的多層次的相互銜接的教育體係。這也猶如一條大河的主流、支流，最終百川彙歸一樣。
張謇創辦的通州師範學校是我國最早的單設師範學校。他以師範學校為起點，以小學教育為基礎，創辦了許多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促進了本地教育事業和經濟建設的發展，也推動了全國各地師範教育的發展。
因地製宜的辦學思路
張謇非常重視人才的實用性和適用性。他說：“學必期於用，用必適於地。”堅持從實際出發辦教育，是張謇教育思想的又一特點。
在學習國外辦學經驗的問題上，張謇堅持從本國本地的實際出發，反對照搬照抄的做法。他說：“不征實事，不特西人之新法之與中土宜否無從真知，中國舊法之與今日宜否，亦無從真知。”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方麵，既要適應世界發展趨勢，又要顧及本國的情形，反對一切規程都摹仿歐美。張謇在《複留日王於兩生》中談到學習外國經驗時指出：“凡觀察所及，皆須識得主客。我所能行與不能行，我們宜否，皆主體也。取足以補我之知、擴我之知者，辨別能行與不能行及適與否，皆客體也。當觀其構造謹嚴、計劃廉平、效用切實、經濟優人處，不當震於其規模宏大、器具完美處。所謂心得者，謂我於所觀合於我之得無。”這裏的“識得主客”和“合於我之得”，就是要從主客觀實際條件出發，學習和吸取適於我國所需而又能行通的東西，不能注重其形式和外表，要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
在辦實業與教育的過程中，張謇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因地製宜，按需辦學的指導思想。創辦大生紗廠後，由於既需購買大量棉花，又需紡織專門人才，於是張謇創辦了農業學校和紡織學校。又因棉籽可製油，於是他又創立了煉油廠。產品出來後，為了銷售暢通，便設立了輪船公司，相應地又設立了商船學校。商業發展了，商業人才出現了短缺，於是他又設立了商業學校。張謇這種應時需創辦學校、設置專業，培養急需人才的做法至今仍有可取之處。
張謇先辦實業以立教育之基礎，繼辦教育以培養各種人才來改良實業，使教育與實業相得益彰。其教育與實業的辯證關係至今仍不失為教育改革、經濟改革的有益借鑒。“科教興國”戰略是這種思想的升華，“知識經濟”是這種思想的濃縮。張謇創辦的通州師範學校，創我國單設師範學校之先河，為我國各級各類教育的普及和發展提供了藍本。他創辦的職業學校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開拓性。他建立了從小學到大學，從普及教育到職業教育的比較完整的近代教育體係。他提出的許多教育思想和觀點，推動了近代教育的繁榮和發展。
獨創完整的教育體係
晚清光緒年間科舉製度的弊端與腐朽日益顯露。有些思想先進的中國人反思中國屢戰屢敗，尤其是甲午慘敗的原因，發現中國戰敗由於國力孱弱，國力孱弱由於缺乏人才；人才出於學校教育，而科舉製度不能適應培養大批人才的需要，必須進行改革。他們認定科舉製度有兩個根本缺陷：一是它以培養少數當官的人為目標。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後來當官時甚至不具備普通“國民之知識”，無益於國。因此，與其得“無意識之官”，不如得“有意識之民”。二是它以祖述儒家經典為能事，遠離現實生活，“徒供弋取科舉之資，全無當於生人之用”。基於這種認識，“廢科舉，興學校”逐漸成為先進思想家的共識，並彙聚成時代潮流。在這股時代潮流中，張謇是一位從科舉營壘中叛殺出來，衝在最前麵、最積極、最勇敢、最認真、最紮實、因而也最富有成效的闖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