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提出的“苟欲興工，必先興學”、“師範為教育之母”、“父教育而母實業”等教育思想具有深遠的意義。
教育救國思想
“救亡圖存、變法自強”是張謇投身教育事業的首要原因。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許多有識之士紛紛辦學，把興學育才、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作為奮發圖強的重要途徑，張謇便是其中之一。他說：“竊惟東西各邦，其開化後於我國，而至今以來，政舉事業，且駸駸為文明之先導矣。撣考其故，實本於教育之普及，教育之勃興。”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強盛，主要是由於這些國家的文化教育發達；中國之所以落後，主要是由於教育落後，人民文化水平低下造成的。他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反複強調教育為立國之本。他說：“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於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於學。夫立國由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豈可幸致。”所以“欲雪其恥，而不講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要使國家強盛，就必須興學校，辦教育，開民智，“圖存救亡，舍教育無由”。
張謇在談到創辦通州師範學校的動機時指出：“中國今日國勢衰弱亟矣，國望虧損亟矣。國弱望虧，其害之究竟，直中於人人之一身，”而“被所稱強大文明之邦，猶是人也”。因此，“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強。知識之本，基於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張謇“教育救國”的思想並非指隻有教育才能救國，而是從教育在社會中固有的地位和作用出發，通過興辦近代教育，推動其他各項事業的發展，達到改造社會、振興國家的目的。張謇的教育事業在改變社會風氣、提高民族文化素質、喚起群眾覺醒和為社會培養各種人才等方麵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實業與教育並舉
張謇在辦實業的過程中，深感“人才異常缺乏”，提出了“苟欲興工，必先興學”的思想，實行“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的辦學方針。他在創辦大生紗廠後，就著手創辦通州師範學校，並在以後的社會活動中，始終推行辦實業與辦教育並舉的方針。他根據教育與實業的相互依賴性，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實業”的思想。因為“教育必資於經費，經費惟取諸實業”，“必農工商奮興，而後教育能普及”。就這樣，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張謇從理論和實踐上，正確解決了教育與實業相輔相成、彼此依存的辯證關係，正確處理了教育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也反映了張謇對教育必須適應經濟發展這一客觀規律的認識。
張謇根據當地的發展需要，創辦了許多職業學校。如農業、紡織、醫學等專科，並在20世紀20年代初合並為南通學院，在通州師範學校附設農林、測繪、蠶桑、商業、土木工程等科，創辦了伶工學社和特種教育盲啞學校，以及女工、發網、保姆、鍍鎳、政法、巡警、清丈等傳習所。此外，他還盡力協助外地的教育事業，參與讚助創辦多所職業學校，如江寧商業學校、蘇州鐵路學校、吳淞商船學校、水產專門學校等等。張謇這種麵向實業、麵向社會創辦多門類、多層次、多結構的職業技術學校，在當時確是一大創舉，它充分體現了張謇教育思想和活動的社會性、多樣性、實用性、靈活性和開拓創新精神。
師範為教育之母
辦學首先要解決教師來源問題。張謇首倡師範教育，他認為，“教不可無師……師必出於師範”，“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先從師範始”。他多次強調“興學之本，惟有師範”，並且稱“師範為教育之母”。所以，他在創辦大生紗廠後就開始創辦通州師範學校，以培養師資。他以“忠實不欺，堅苦自立”為校訓，以“嚴格主義”教育學生，養成嚴謹、踏實的學風。張謇很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和訓練，實行師範生到小學進行實習等技能訓練。他提議政府對師範生實行獎勵、補助政策，鼓舞師範生，使其樂從教育。通州師範學校成為全國各地發展師範教育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