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生於書香門第，青少年時代接受落後的中國式教育，以後負笈美國攻讀工程學，留學期間考察和研究了美英法德諸國的高等教育，回國後又投身於中國高等教育，曾幾次任大學校長，因而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落後，有比別人更深切的感受。他分析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各個環節，包括學製、招生、入學、實習、考試、教學、學分、畢業和就業等，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時間上、空間上、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重重疊疊的束縛”，“改良了五十年，至今還未有靈魂，連軀殼都顯得模糊”，“無法創造人人發展的機會”，亦不能“為人民服務，為人類服務，增進大眾的享受和把真理應用到人類必需的事物上去”。他指出，“全中國最需要解放的事業，恐怕教育是比較迫切的”。改變高等教育既成狀況，必須首先喚起人們正視高等教育存在問題的原因。他深刻地指出，導致高等教育眾多問題的原因可以歸結為“處處以西法為原則，未能適合國情以求實效”。在他看來，完全模仿既失去借鑒的意義，又造成高等教育的落後。
茅以升高等教育思想正是形成於他對當時高等教育的批判。上世紀20年代，我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誕生不久，缺少自己獨具特點的思想、製度和方法。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一時被視為理想模式而加以模仿。茅以升率先提出“實情”，反對搬用西方經驗。他的這一早在上世紀20年代提出的觀點，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值得提及的是，茅以升並非主張全盤否定國外高等教育經驗。他認為，每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都有自己的傳統，都必須為本國的建設服務，都應有自己的特色。他說：“英國實業隆盛，故高等教育以實用為主”、“法國富於研究科學之精神，與英國之實用有別”、“德國高等教育彪炳一時，自動研究之精神尤受提倡”。所有這些國家的高等教育“各有其精髓及目的，因國情之不同，自難求一律。”他指出，這些國家的高等教育與我國通行者相去甚遠，因此，不應該冒昧模仿。他告訴人們，各國高等教育亦有共同的特點，倘能參合國情，酌量采用，即加以合理的借鑒，一定能夠獲得啟發，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他強調，參合國情，酌量采用是當今教育家之專職。他親為榜樣，在全麵批判一味模仿的同時，推薦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值得借鑒的思想、製度和方法。
例如，他指出，威斯康星大學的“分職教育法”和康乃爾大學的“混合教育法”各有特點，桑代克的招生測驗準確性高，都有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的方麵。就此而論，茅以升的批判具有豐富的建設性。批判是為了建設，這是茅以升批判當時高等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他說：“革去舊的，必須要有新的來代替。”為此，茅以升提出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理想，幾十年如一日加以釋闡發揮和完善，並始終為實踐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他將自己的高等教育理想稱之為“教育的解放”。剖析茅以升“教育的解放”理想和實踐，可以發現蘊含於其中的三層意思。
第一，解放學生個人。早在擔任唐山工程學院教授時，茅以升就高度重視學生作為人的特性，呼籲高等教育界和整個社會從招生、教育、畢業和就業多方麵尊重、關心和幫助學生，促進他們的發展。任職院長後，他著手教學改革，創造“學生考先生”的方法，即由學生提問題，老師回答，用以引導學生參與教學。這種方法集思廣益，大大激發了學生的思維活力，實踐證明具有良好的效果。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先生對此曾經說過：“這的確是一個嶄新的教學上的革命，是開創了我國教學上的一個先例，值得我們推廣。”解放學生個人，一方麵要在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另一方麵應該改革舊的教學製度，為學生的發展創造理想的環境。茅以升指出：“舊的高等教育機構是集中讀書的地方。在這裏，生活是為了教學，時間可以統一支配。這種學校形式地造就人才就象工廠形式地大批生產一樣，用同樣的原料，經過同樣的工序，在同樣的時間，生產出同樣的產品。”他認為這種不分地域、不問時代，都用這樣機械的流水作業法，完全是以人作物，樹人不如樹本。茅以升提出因材施教，主張學習計劃根據生產需要和個人條件，按月按年，逐步實現，以期達到德育、智育、體育的全麵發展的具體要求。他接著要求，每人進步不作統一規定，一把鑰匙開一把鎖。茅以升在這裏實際上提出了教學改革的方向問題。要真正做到尊重學生個人和多方麵發展他們的個性，就必須進行教學製度的改革，這已成為共識。茅以升於半個多世紀前提出這樣的命題，並指出了具體措施，充分體現了他作為教授和大學校長的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