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國家經委有一段順口溜，叫作“二三六九中，全城來辦公”。國家經委辦公地點分散在二裏溝，還有三裏河、六部炕、九號院，還有中南海，所以加在一起就是二三六九中全城來辦公，辦公地點太分散了，可見中央辦公區建在舊城裏是不好的，是行不通的。
梁思成還認為，城市規劃的最高目標是使市民安居樂業，這是非常重要的。現代化不是建高樓，而是使市民安居樂業，使工作有效率，使生活得到舒適。如果按照他所說的，大學區附近有住宅，商務區附近也有住宅。很可惜，梁思成這個計劃1950年沒有得到接受，得到接受的是蘇聯專家的意思，因為莫斯科就是一個中心。沒有得到接受有幾個理由：一個是國家經濟條件不好，所以不能接受；其次是城牆在，妨害城市的發展，妨害交通。其實這些理由是站不住的。說的經濟條件不夠，當時世界上新建首都有幾個，華盛頓、新德裏、巴西利亞。1789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1790年決定建華盛頓為首都。美國1790年是13個州不是現在的50多個州，人口一共400萬，農業占90%，還沒有城市化，當時它就能建一個首都。所以經濟上不太能成為理由。當時限製舊城的發展，舊城當中62萬平方公裏，現在北京延伸到四、五百萬平方公裏，發展限製不了，所以這也不是理由。
再說是妨害交通，當時就有人提出城牆上可以開洞，汽車鑽一個洞就可以過去。有人說不拆城樓汽車鑽洞費汽油，可現在看起來立交橋比鑽洞更費汽油。其實就是要拆城牆、拆城樓。當時計劃好留下三棟，就是前門兩棟和一座角樓。當時的市領導講，叫以後的人看看，我們還有過城牆、城樓。還有德勝門的城樓，1979年三中全會以後幾個月，要拆德勝門，建二環的立交橋。當時政協委員鄭孝燮向陳雲寫了一個意見書，說這是明朝的文物，不應該為了修立交橋拆它。陳雲馬上就批準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穀牧到現場，看了以後要求修改設計，城樓要保留。
現在的德勝門當時就是這樣保留下來的。這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撥亂反正以後，我們建築界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實就是一念之差，把城牆、城樓看成限製現代化發展的東西，就把它拆了；認為它值得保留，稍微繞點路，就保留下來了。就是一念之差，其實就是一個不同的價值觀問題。所以這個建議方案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不能實現的、隻能在紙上畫畫的美麗圖案，而是比較經濟可行的。
說到經濟，在舊城裏頭蓋房子比較經濟，這是蘇聯專家的意見。因為舊城裏麵有道路，有基礎設施，有商店，還有舊城裏麵有空地。當時東長安街南側的紡織部、煤炭部一直到東單這幾棟大樓，在這幾條空地上建當然是比較便宜的。但是在舊城裏建政府辦公樓拆遷舊民房，擠占其他的基礎設施，實際上比在城外空地新建要貴得多。所以蘇聯專家認為建新城貴的道理也是不通的，本來是經濟可行、符合城市發展規律的、現實的、合理的規劃，是可持續的、健康的、發展的一個節奏。
梁思成也並不像有些人認為那樣，是隻知道保護古建築的專家，他是一位對城市的現代化發展有深刻研究，對北京的實際情況有深入了解，依照城市規劃學的先進理論和他的遠見卓識，為北京的現代化和曆史城市的保護，做出曆史貢獻的城市規劃學先驅。我們應當紀念他，學習他，繼承這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