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指揮員,尤其是領導獨立作戰的指揮員,在戰場上需要當斷則斷,機斷專行,即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為戰爭是劇烈變化著的矛盾運動,隻有根據千變萬化的戰場情況,及時作出新的決斷,才能牢牢把握戰爭的主動權。對此,徐向前有過一段精彩的論述。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古話,指的就是軍事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問題。寓於其中的經驗教訓,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價,才換來的。對於一支獨立作戰的軍隊來說,指揮員能否根據作戰任務和戰場情況,機斷專行,靈活製敵,往往能對戰局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戰場實際紛雲複雜,千變萬化,許多重大問題,要靠身臨其境的前線指揮員隨機應變,"先斬後奏",果斷處置。駕馭戰局,指揮戰爭,如果不敢從實際出發,獨立判斷情況,定下決心,而是翹首望天,一切唯上,這叫盲目性、機械性。要想不受戰爭實際的懲罰,是不可能的。
在徐向前的軍事生涯中,敢於機斷專行,果敢地依據戰場情況,臨機處置問題,是他軍事指揮的一大特點。而許多勝利和挫折,也是與此緊密相關的。
還在鄂豫皖根據地時期,徐向前、曾中生就因與張國燾發生"南下之爭",而把"官司打到中央"。
1931年7月,紅四軍的領導進行了改組,徐向前任軍長,曾中生任政治委員,劉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調任紅四軍軍長後,積極與曾中生合作,以少數兵力留在根據地鞏固陣地,以主力部隊南下向外發展,以配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領紅四軍十、十一、十二師的5個團從商南開拔,冒著酷暑南下,直取英山。經過兩小時激戰,攻占了英山城,殲敵1800餘人。首戰告捷。
打下英山後的行動方案原來有兩個。張國燾認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據地,就須威脅攻占大城市。因此,他要紅四軍攻英山後,出潛山、太湖,進攻安慶,威震南京。在7月上旬的餘家集會議上,張國燾就持這種主張。紅四軍的領導人則不同意這個冒險主義計劃,主張消滅敵有生力量,鞏固擴大根據地,以牽製敵人兵力,即攻下英山後出蘄、黃、廣地區,使之與鄂豫皖根據地聯成一片。但張國燾仍以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的身份,按其個人意見作出了決定。
怎麼辦?在英山,徐向前和曾中生分析了當時的敵我態勢和力量對比,覺得東進確實沒有把握。第一,路程太遠。從英山到安慶,中間要通過400多裏的白區,沿途敵有兩個多旅把守。我們遠離根據地,無後方作戰,危險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們三個師才五個團的兵力,留下一個團駐英山守後方,東進隻有四個團。一路下去,敵眾我寡,敵防我攻。沿途再留點兵力,還有多少力量去攻安慶?又何況安慶戰略地位重要,是敵人重兵設防之地!第三,太湖、潛山、安慶一帶的地形條件、群眾條件、敵情條件,我們都不熟悉。一鱗半爪地知道點,是從敵人報紙上看來的,不可靠。兵書上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你對敵情、地形、群眾情況兩眼一抹黑,遠距離跑去出擊,不是找著吃苦頭、打敗仗嗎?與此相反,如果南下蘄、黃、廣地區,則有利得多。那裏在黨的"八七"會議後曾發生過黃梅暴動,建立過蘇維埃政權,後又發展為紅八軍四、五縱隊的根據地。黨的基礎和群眾條件比較好;離英山又近,才200裏的路程;敵人兵力也空虛。經反複磋商,曾中生最後決定,紅軍趁勢進據蘄、黃、廣,一麵行動,一麵將這一決定報告分局,說明情況。
紅軍部隊冒著酷暑分兩路南下。一路以兩個團的兵力,突襲蘄春城附近的漕河鎮,全殲敵新八旅,活捉旅長王光宗以下1600餘人,繳槍1200餘支,乘勝進占浠水、廣濟縣城,逼進武穴;另一路由倪誌亮率部奔襲黃梅城,由於城壕水深,沒有打成,隨即占領鄉村。紅軍的到來,使群眾十分高興。被敵人搞垮的群眾組織,很快恢複起來,開展了打土豪鬥爭。短短幾天,紅軍就從敵人倉庫和地主豪紳家中收繳了金子20餘斤,銀子1800餘斤,大洋7萬餘元。金子後來全部送到黨中央,其他財物,解決了部隊的補給問題。南下的勝利,使敵人感到十分震驚。
但是,紅軍的南下行動違背了張國燾的命令,使他十分惱怒。8月27日,他不顧南下勝利的客觀事實,致信曾中生、徐向前,指責他們"公開抗拒分局命令",是什麼"原則路線上的分歧";嚴令部隊"立即北返,不得絲毫停留"。
事前,徐向前、曾中生就預料到此舉會招來麻煩,與政治部主任劉士奇聯名,向上海的黨中央寫信,申述南下的理由。信中寫道:"現在我們的戰略是要鞏固蘄、黃、廣蘇區,與皖西蘇區、黃麻蘇區打成一片,同時相機而據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準備這一陣地的群眾基礎。敵人能來則集中力量而必消滅他數師以上,敵人不來則從宿鬆、太湖、潛山一帶鞏固陣地的發展而出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