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徐向前調到大別山區,在紅三十一師當副司令,和黃麻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戴克敏、曹學楷共事。新來乍到,人生地不熟。他說話人家不懂,人家說話他也不大懂,得靠戴克敏"翻譯"。在當時處於遊擊分散的環境下,紅軍的成分又主要是農民,作為一名外地來的幹部,要取得當地幹部和群眾的信任,談何容易?然而,徐向前很快站穩了腳跟。靠的是什麼?腳踏實地,帶著部隊真幹。
徐向前這樣回憶了當時的情形。他說:回想起來,我那時能夠站得住腳,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能帶著部隊打仗。我在黃埔軍校,學了些軍事知識,在海陸豐作戰,積累了些遊擊戰的經驗,有用處。帶著大家打遊擊,不斷取得勝利,沒吃過大虧。另一條,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不指手畫腳,評頭品足。我雖是副司令,但不是特委委員。特委開會很少參加,有時討論軍事問題才叫我去。特委的決定、指示,一般由參謀長曹學楷告訴我,他是特委的常委委員。他們分配我做什麼就做什麼,叫帶兵打仗就打仗;司令部的業務工作沒人管,叫我管也行。工作中出了問題,主動承擔責任,不埋怨別人。搞一段時間後,人家看你這人還行,能帶部隊打仗,能和群眾打成一片,沒有什麼官架子、特殊化,慢慢地就信任你了。取得了當地幹部和群眾的信任,才能立住腳,說話主動,開展局麵。威信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而不是吹起來的。"欽差大臣滿天飛",就要壞事。自以為是從黨中央來的,下車伊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說老實話,誰都不歡迎。尤其是一個軍事指揮員,如果不能帶兵打仗,又到處哇啦哇啦地評頭品足,誰個服你,哪來的威信!不僅過去是這樣,現在也不例外。
徐向前在他幾十年的戎馬生涯中,總是以無畏的統帥著稱。他指揮戰役戰鬥,總是盡量把指揮位置靠前,堅持在第一線視察敵情,當機立斷地作出處置。即使重病在身,也要坐上擔架,親臨前線指揮。黃安戰役中,紅軍打援陣地幾乎被敵突破,方麵軍總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在這危急時刻,徐向前親自率領總部手槍營上到一線陣地,指揮反擊。左肩受傷了,也全然不顧。指戰員們受到極大的鼓舞,硬是把敵人壓了下去,勝利地完成了任務。徐向前的英勇堅毅、從容不迫是全軍聞名的。他認為,在危急的情況下,指揮員在不在現場指揮,意義大不一樣,越是關鍵、激烈、危險的時刻,下級指揮員看到你在現場,鎮定從容,士氣就越打越旺盛,再危險的局麵,也能撐得住。前麵已經指出,紅四方麵軍之所以具有勇猛頑強的戰鬥作風,是與徐向前身體力行的倡導和身先士卒的垂範分不開的。
隻有英勇無畏的統帥,才能帶出英勇善戰的軍隊。徐向前帶兵上的大智大勇,還突出表現在料理戰局上的處變不驚。
1932年秋冬之交,由於張國燾被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衝昏了頭腦,錯誤地認為敵人已是"偏師",硬是不讓部隊休整,搞"不停頓的進攻",結果在敵人空前規模的第四次"圍剿"麵前,紅軍倉促應戰,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當紅軍退到漫川關這一隘口時,關口已有敵軍據守。敵人以五個師另三個團的兵力,企圖圍殲紅軍於漫川關以東五公裏長的懸崖峽穀之中。在這危急關頭,張國燾驚慌失措起來,提出要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打遊擊。徐向前則鎮定自若。他在分析敵情後認為,部隊如果分散,必將被強敵各個擊破,要脫出險境,惟一出路是集中突圍。北麵敵人兵力較少,又是敵人兩個旅的結合部,可以從北麵突圍。在徐向前的正確決斷下,紅軍突擊奪占北山埡口,連夜突圍奏效,扭轉了危局。
1939年3月,受中央軍委命令,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率一二九師南下作戰,重點破壞敵人的交通線,以遲滯日軍的進攻。當時,一二九師首長共同擬製了在晉東南山區黎城與涉縣之間的響堂鋪伏擊日軍運輸隊的作戰計劃,並明確這次戰鬥由徐向前來指揮。當部隊按照預定計劃進入伏擊位置後,突然接到報告,說黎城方向日軍出動200多人,另發現有敵騎兵向我側翼運動,可能是敵人發現了我設伏企圖。如果真是這樣,情況就不妙了。敵人一旦包抄了八路軍後路,將使八路軍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這時,有人主張撤出陣地,以防萬一。指揮部裏氣氛異常緊張。徐向前沉著冷靜。他在分析了情況後認為,如果敵人發現我設伏企圖,決不會隻派這麼點兵力來"打草驚蛇"。據此,他判斷情報不可靠,並隨即命令部隊嚴密設伏,不得暴露,同時派出參謀查明情況。果然不出所料,進一步查明的情況是:所謂"敵騎兵"隻是一些拉著牲口趕夜路的老百姓。伏擊戰取得了勝利,斃傷敵400多人,日軍輜重隊的180多輛汽車全被燒毀,還繳獲了大批物資。戰後,劉伯承師長稱讚:"向前還是當年之勇,沉著果敢!"40多年後,徐向前回憶起響堂鋪戰鬥,仍感慨係之,賦詩一首:
巍巍太行起狼煙,黎涉路隘隱弓弦。龍騰虎躍殺聲震,狼奔豕突敵膽寒。撲滅火龍吞殘虜,動地軍歌唱凱旋。彈指一去四十載,喜看春意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