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堅決服從黨的絕對領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中國革命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進行革命鬥爭中,必須獨立掌握一支人民軍隊,使之成為黨從事革命鬥爭的工具。在中國革命的偉大鬥爭中,人民軍隊作為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一誕生便和黨天然地聯係在一起,置身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以黨的宗旨為宗旨,以黨的任務為任務,在黨的絕對領導下行動和戰鬥。
作為一名傑出的無產階級軍事家,徐向前長期領導軍隊,獨當一麵。如何建設一支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成為他軍事實踐中的重要部分,也成了他關於人民軍隊用兵之道的重要內容。
中國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土壤上進行的。這種社會環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帝國主義在中國采取一種分裂剝削政策。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各自在中國尋找一部分政治、軍事勢力作為自己的代表,瘋狂地掠奪、剝削我國的資源和人民的血汗。他們像一群貪婪的野獸,分贓不均時就相互廝咬。這就決定了當時的中國必然是封建割據、軍閥混戰。而廣大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又使他們有了封建割據和混戰的客觀條件。這種軍閥政治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誰的槍多,誰就稱霸一方。正如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所指出的:"外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中國則不同,由於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資產階級的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因此,中國存在著軍閥主義、分散主義、宗派主義、鬧獨立性等思想的深厚土壤。這些思想傾向也難免會反映到人民軍隊的建設中來。
正是由於中國這種特殊的國情,徐向前始終把堅決服從黨的絕對領導作為一貫堅持的根本建軍思想。徐向前認為,將部隊置於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為實現黨的綱領、路線、任務而鬥爭,是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舊式武裝的鮮明標誌,也是它不可戰勝的力量源泉所在。他在總結人民軍隊幾十年的革命曆程時指出:"偉大的精神,產生偉大的軍隊,偉大的戰士,偉大的奇跡。"這種偉大的精神,就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之下,以革命的理想灌輸到人民軍隊之中形成的。沒有這一條,軍隊就沒有理想,沒有方向,沒有精神支柱。因而也就不可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
早在鄂豫邊根據地時期,徐向前在他的軍事實踐中就十分強調這一問題。
前已述及,1929年11月20日,鄂豫邊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開了中國共產黨鄂豫邊第一次代表大會。12月2日,大會通過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軍事問題決議案》。《決議案》對紅軍組織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
1.各級政治指導員對各級士兵委員會居於指導地位;
2.各級政治指導員須由革命委員會派遣,各級軍官命令須由各級政治指導員簽署,才能發生效力;
3.高級政治指導員非同誌不能充當(這裏的"同誌"係共產黨員的代稱);
4.高級黨委應規定全軍黨的工作路線,在士兵群眾中擴大政治影響,使非黨籍士兵群眾在黨的政治口號之下行動;
5.紅軍遊擊到各地時,其軍事行動應由黨委及該地黨部開聯席會議決定之。在地方黨部和黨委意見不同又不能取決於高級黨部時,則仍采用黨委的意見。
顯然,這些規定,明確地規定了黨在軍隊中的領導地位和政治工作的作用。為了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決議案》還規定了紅軍士兵的教育問題,政治方麵主要是:
1.加緊士兵對土地革命和階級意識的養成和認識;
2.加緊士兵對群眾組織的能力;
3.加強政治討論;
4.組織士兵俱樂部和消費合作社;
5.加強士兵的識字運動。
上述前三個方麵,係對士兵進行革命理論的教育顯而易見。組織士兵俱樂部和開展識字運動,是為了提高士兵的文化水平,活躍士兵的文化生活,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提高士兵的政治覺悟。
應該看到,這個《決議案》產生於1929年12月初,與同年12月的古田會議決議是同時產生的。而且,《決議案》還對紅軍與地方黨政組織的關係和與群眾團體的關係、擴大紅軍、瓦解敵軍、如何執行黨的政策等,作了具體的規定。這說明,早在紅軍創建之初,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徐向前這些紅軍的領導人,就開始依據馬列主義關於人民軍隊的基本原理,探索中國這種特殊國度裏人民軍隊建設的一係列根本問題。雖然在探討的深度上仍然存在著差別,但這種探索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根據這些思想,徐向前和其他紅軍領導人在部隊中努力貫徹這一原則。他在回憶鄂豫邊初期建軍的情況時說:"軍隊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搞黨的工作。不論是師長、黨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編到黨小組,和機關幹部、勤雜人員一起過組織生活,學習黨的決議、指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各級都建立了黨組織,實行黨代表製,堅持了黨對軍隊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