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的功能何在？當時有不少人將鄉村建設的使命認定為“農村救濟”，或“辦模範村”，晏陽初認為這是錯誤的。救濟鄉村不過是一時的緊急事情，缺乏遠大而悠久的意義；花一些人力、物力將一個破舊不堪、又窮又苦的農村救濟起來，使之煥然一新，作為其他農村改良的模範，固然能對周圍產生一些好的影響和刺激，但不過是限於當地的特殊事情，同樣不具有普遍意義。他認為，鄉村建設的使命既不是救濟鄉村，也不是辦模範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國今日的問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是構成中國的主人，害了幾千年積累而成的很複雜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無起死回生的藥方問題。”所以，鄉村建設運動就是為解決這一問題而興起的，它“聳著巨大的鐵肩，擔著‘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它對於民族的衰老，要培養它的新生命；對於民族的墮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對於民族的渙散，要促成它的新團結新組織”，具體說來就是要使廣大農民“四力”兼備：即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組織力。他認為，“鄉村建設工作是多方麵的。……而千頭萬緒之中，必須抓住問題關鍵之所在，那就是，建鄉須先建民，……先使農民覺悟起來，使他們有自動自發的精神，然後一切工作，才不致架空。我們要達到開發民力的目的，須從整個生活的各方麵下手：必須灌輸知識——‘知識’就是力量；必須增加生產——‘生產’就是力量；必須保衛健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須促進組織——‘組織’就是力量。我們所謂開發民力，就是開發人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組織力。人民自己有了這種力，才能稱為‘自力’，有了‘自力’才能作到‘更生’！”
為什麼由鄉村建設擔負民族再造的使命呢？晏陽初認為這是由鄉村的重要地位決定的。一是鄉村是中國的經濟基礎，所謂“以農立國”，離開農業、農村和農民，國家就不存在。二是鄉村是中國的政治基礎。中央政府與省政府都是政治上的上層建築，與農民的關係是間接的，隻有縣政府、區政府和鄉政府才與農民的利益休戚相關，縣政、區政和鄉政才是中國政治的真正基礎，中國政治的出路必須從最基層的農村政治開始。三是鄉村是中國人的基礎。構成國家的三要素是土地、主權和人民，人民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有了人，土地、主權可以失而複得。農民占中國人民的絕大部分，因此代表中國的不是上海的買辦，也不是天津的富戶，甚至不是城市的居民，而是居住在兩千多個縣中無數農村裏的鄉下佬。就是世居城市的居民，他們的祖先十之八九也是農民。近代以來，中國之所以會積貧積弱，甚至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中國人的基礎在鄉村這一點缺乏足夠的認識。“放著成千上萬的農民，固國固強的雄厚力量，無人去運用。讓農民無知無識到底，不給予教育機會，甚至連他們的生死存亡都不管”。
平民教育原則
晏陽初在其1928年所著的《平民教育概論》一書中專門闡述了平民教育的原則。其大概內容如下：第一，全民的。即凡一般已過學齡時期而不識字或已識字而缺乏常識的青年和成人，不分男女、老少、富貴、貧賤，都有接受平民教育的必要。
第二，以平民需要為標準的。平民是因為缺乏某種常識或需要某種技能才來上學的，所以所學當為所用，所用即為所學。如果平民學校不能滿足其需求，平民教育就算失敗了。
第三，適合平民生活狀況的。平民大多數都很窮苦，每天工作的時間很長，要使他們籌出一點錢，在百忙之中來受教育，一定要用最少的經濟、最短的時間，否則是萬萬辦不到的。所以平民教育第一要圖金錢和時間的經濟。課程及教材，也應力求簡單，讀書的時間過長，易使平民產生厭倦之心，勢必半途而廢，所以教育的期間不能超過4個月。
第四，根據本國國情和人民心理的。平民教育是我國特有的教育問題，非抄襲東西洋而來；要想抄襲，亦無從抄襲。隻有根據本國國情、人民心理而定教育的目標、方法與進行的步驟。
第五，地方自動負責的。平民教育應普及於全國。事業遠大，不是一個機關可以包辦的。不說財力不足，人才缺乏，沒有包辦的本領。就是財力、人才都很充足，在原則上講，也不應由少數人來包辦。因為由本地方的人，出本地方的錢，辦本地方的事，不僅可以持久，更可養成本地責任觀念和自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