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陽初發明了“鄉村建設理論”。它是在“平民繼續教育”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和“平民教育”聯鎖進行、整體推進的理論。
晏陽初認為：“所謂教育，並非指一般的普通的教育，普通教育並不難，欲其切合實際方為難事。今日中國，危亡已迫在眉睫，今日所應施之教育為最低限度最基本必不可少者之救亡圖存之教育。”他認為其時中國所有的問題是“人的改造”，認識到“中國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農村，中國是以農立國，中國的大多數人民是農民。農村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民的著落地，要想普及中國的平民教育，應當到農村裏去”。1923年“平教會”成立後，晏陽初他們就選河北定縣為“平民教育”整體推進計劃的實驗縣。他們把四十萬定縣農民分成若幹檔次進行識字教育，在掃除文盲的基礎上進行平民的“繼續教育”。晏陽初根據他所總結出的中國普通老百姓存在的“愚、貧、弱、私”四大病症，計劃施以“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它的目標有三：其一是養成自讀、自習、自教的能力；其二是灌輸公民常識，培養國民應有的精神和態度；其三是實施生計教育，補助、指導、改善平民的生活。1926年，“平教會”從北京遷到定縣，1929年晏陽初及其同仁又舉家離開大城市，遷到定縣，調查和實施“平教會”的“平民教育計劃”。晏陽初認為，對農民進行的以掃盲為目的的識字教育隻是給了平民以識字的工具，有了工具而不會應用也等於零，必須和鄉村改造與建設結合起來，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
1933年7月，晏陽初在山東鄒平縣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的報告中指出：“在定縣鄉村辦平民教育，我們覺得僅教育農民認識文字取得求知識工具而不能使他們有用這套工具的機會，對於農民是沒有直接效用的。所以從那時候起，我們更進一步覺悟，在鄉村辦教育若不去幹建設工作，是沒有用的。……不謀建設的教育，是會落空的，是無補於目前中國農村社會的。”晏陽初及其同仁從1926年冬開始在定縣進行大規模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工作。他們進行了三項重要的工作，這就是：農村教育，送知識下鄉，傳播農業基礎知識，改良品種、防治病蟲害；進行農民教育的研究與調查，離開大城市知識分子的象牙塔，鑽進“平民”的泥巴牆，和他們生活、勞動在一起，研究他們受教育的狀況和他們對知識渴望的心理；搞農村普查工作，進行農村的社會調查、工業調查、農村人口調查，農村概況調查等。這些調查結合農民生活實際，材料可信。正如張世文《定縣農村工業調查》附錄三指出的那樣：“定縣的調查工作由於結合改善生活、辦學治病、推廣農技來進行，所以取得農民信任，調查對象願意告訴真實情況，資料可靠。”晏陽初及其同仁經過調查研究和定縣實驗，找到了適合中國農村特色的治國方略，認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要建國，先要建民；要強國，先要強民；要富國，先要富民。”這就是以教育為工具，推動經濟、政治、衛生、文化全麵發展的鄉村建設理論。
建設離不開教育。通過教育，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教育與社會、教育與人生、教育與文化發展、教育與政治經濟的關係，開拓了農村教育改革的新路子。平民教育思想和鄉村建設理論是一種新的思路，後來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推廣，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成為世界範圍內的鄉村改造和建設運動。1988年，晏陽初在談到鄉村改造十大信條時指出：“國際鄉村改造運動，沂其曆史，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法國戰區的華工教育，後來演變為中國的平民教育運動，成熟於定縣實驗時期。從五十年代起，以中國定縣實驗的基本理論為基礎的鄉村改造運動，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推廣開來。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們的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實踐與理論又有了很大的發展。”他認為，鄉村改造不隻是為了使人們擺脫困境，增加生產。如果隻是為生產而單純地抓生產，不同時策劃鄉村的平民教育，不努力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水平與生產技能，不加強人們道德觀念和社會認識方麵的工作，不提高人們的民主意識與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人們的健康素質，不注意鞏固和提高的措施，即使生產一時上去了，也是不能鞏固和持久的。因為“人的發展需要和社會發展需要都是多方麵的，並且彼此之間互相聯係，滿足了一個方麵的需要，隻是解決問題的某一方麵，隻是使各方麵的發展需要都得滿足時才能得到均衡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