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又提到：“三綱像三條麻繩，纏在我們的頭上，祖纏父，父纏子；子纏孫，一代代纏下去，纏了兩千年。新文化運動起，大呼解放，解放這頭上纏的三條麻繩。我們以後絕對不許再把這三條麻繩纏在孩子們頭上！可是我們自己頭上的麻繩不要解下來，至少新文化運動者不要解下來，再至少我自己就永遠不會解下來。為什麼呢？我若解了下來，反對新文化維持舊禮教的人，就要說我們之所以大呼解放，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著提倡新文化來自私自利，新文化還有什麼信用？還有什麼效力？還有什麼價值？所以我自己拚著犧牲，隻救青年，隻救孩子！”
他大力支持長子秉雄自由戀愛，多次表示做父母的絕對不幹涉。1937年7月15日，他親自發請柬邀請親朋好友百餘人到中山公園今雨軒，為其長子舉行訂婚儀式。他即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稱讚自由戀愛是進步，並再次大聲呼籲：“反對包辦式的婚姻！”後來，他又請黎錦熙等摯友為長子的《訂婚紀念冊》簽名留念。
錢玄同在北師大中文係講傳統音韻學，講到“開口音”與“閉口音”的區別，一同學請他舉一個例子，他說北京有一位京韻大鼓女藝人，形象俊美，特別是一口潔白而又整齊的牙齒，使人注目。女藝人因一次事故，掉了兩顆門牙，應邀赴宴陪酒時，坐在賓客中很不自在，盡量避免開口，萬不得已，有人問話才答話。她一概用“閉口音”，避免“開口音”，這樣就可以遮醜了，如這樣的對話：“貴姓？”“姓伍。”“多大年紀？”“十五。”“家住哪裏？”“保安府。”“幹什麼工作？”“唱大鼓。”
以上的答話，都是用“閉口音”，可以不露齒。
等到這位女藝人牙齒修配好了，再與人交談時，她又全部改用“開口音”，於是對答又改成了：“貴姓？”“姓李。”“多大年紀？”“十七。”“家住哪裏？”“城西。”“幹什麼工作？”“唱戲。”學生聽了都大笑。
錢玄同是五四時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從不批改學生們的考卷。
錢玄同曾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處任教，各校對這位大學者的這一“陋習”雖說無可奈何，但也各有對策。
北京大學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質圖章，上書“及格”二字。錢玄同收到考卷後，即直接送到教務室，由教務室統一蓋上及格的圖章，而後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別記入學分檔案。
北大的寬容態度，使錢先生對自己的做法愈發地得意，竟向外四處推廣，及至他到燕京大學兼課時，仍舊照此辦理。不料此番他碰了個釘子：學校方麵竟將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樣退回。錢先生登時也來了脾氣，毫不退讓，又將考卷原封不動地退了回。校方很是生氣，警告錢先生，如再次拒絕判卷，將按照校紀對他進行懲罰，扣發相當數額的薪金。錢先生對此立即作書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從命，現將薪金全數奉還。”信內附鈔票若幹。
這場官司的結局究竟如何，我們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錢玄同從不判卷的大名，卻從此在北京城內四處傳開。
錢玄同雖說在判卷方麵架子極大，但說到治學求知，錢先生則是虛懷若穀，常常不恥下問，充分體現了一位著名學者嚴謹的治學風範。
錢玄同在北大講授的是音韻學。他口才流利，思維敏捷，講課時滔滔不絕，風趣詼諧，深受學生們的歡迎。但是，在一堂講授廣東音韻的課後，他竟收到了一位廣東籍學生李錫予的信，對他的講授提出了不同意見。
錢玄同認真地閱讀了李錫予的來信，認為李講的有道理。下次上課時，錢先生當眾宣讀了李的來信，他不僅表揚了李錫予，還坦率地承認，自己不是廣東人，對廣東音韻確實是不甚了解。同時，他還希望同學們都能獨立思考，對他講課中的不當之處，多多提出批評與糾正。錢玄同作為聞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恥下問，虛心向學生求教。他這種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深深地贏得了廣大師生們的尊敬。
作為文化名人，錢玄同一生交遊很廣，他的日記也因此有了關於章太炎、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黃侃等許多曆史人物的具體文字記錄，這些都是研究那段曆史的珍貴資料。
錢玄同又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治學範圍涉及經學、史學、文字學以及音韻學等許多方麵，他在日記中常有自己讀書的心得和治學的思考。從他的日記，後人可以看到一代學人學術觀念的演變和讀書治學的曆程，也可窺見轉型時期的中國學術發展史的某些側麵。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原生狀態的錢玄同日記手稿是解讀或還原那段曆史的珍貴文獻，而影印本《錢玄同日記》的出版無疑具有特殊的文化學術意義。
錢玄同一生在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國語運動、古史辨運動以及音韻學諸方麵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我們的國家、民族決不會忘記這種使它們引以為自豪的曆史人物。由於錢玄同多議論，少著述；加之他對於舊作采取了一種近乎苛求的態度，以致他的文章還從來沒有係統搜集，輯佚成冊。
雖然錢玄同並未因其少著專書而損及其學術聲譽，但他的文章未能結集出版，畢竟影響了他學說的傳播，不利於對他進行全麵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作出準確的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