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關東軍不會滿足於僅僅組建省級傀儡政府，建立獨立於中國本土的“新國家”才是他們的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們早就物色“首腦”人選。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不同階段，日本常常與角逐中國政壇的不同集團同時“來往”，而且它對被迫退出政壇的一些領袖人物也格外關照。日本這樣做決不是善心大發，處心積慮是近代日本行事的特點。日本決定啟用溥儀處理“滿蒙問題”最早可追溯到1929年秋，當時日本軍部分析，溥儀這時並無靠山；利用溥儀對外便於偽裝；溥儀對“滿洲”一直念念不忘。但當1924年11月“北京政變”，馮玉祥將這位滿清廢帝趕出紫禁城時，日本就認定“奇貨可居”，主動向溥儀伸手。1924年11月29日，溥儀便在羅振玉、鄭孝胥、莊士敦等人的策劃下，潛往日本駐北京公使館。1925年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池部又以“出洋”為名，將其轉至天津。溥儀在天津7年，日本對其“照顧”有加，簇擁在溥儀周圍的除了那幫清室餘孽外，絕大多數是日本的各類人物。日本籠絡溥儀，可謂絞盡腦汁、不計工本。為將來計，日本一方麵在經濟上和形式上用外國君主資格對待溥儀；一方麵借分析中國形勢，撩逗溥儀複辟的野心。當然日本方麵並不想讓溥儀的野心發展的無法控製，日本常常把給蔣介石、張作霖、馮玉祥等人的通告轉抄給溥儀，讓溥儀知道，隻要違背日本的意願，日本對誰都不會客氣。
“九·一八事變”後，溥儀也躍躍欲試。1931年10月，溥儀在其家庭教師的策劃下，向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和黑龍會頭目頭山滿寫信，要求給予指導。關東軍方麵，9月22日決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溥儀為首的統轄東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權，當天即電告天津日軍，加強對溥儀的“保護”。與此同時，關東軍又讓羅振玉赴吉與熙恰聯係，熙恰讓羅振玉帶給溥儀一封密信，信的內容是請溥儀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先據東北，再回關內”。日本清楚，讓皇族出身的熙恰邀請溥儀，似乎更順理成章。但從讓羅振玉赴吉找熙恰以及此後羅又與板垣的代表一起回津等事實來看，這出雙簧乃日本人幕後策劃。溥儀雖極想“重登大寶”，但沒有日方的明確承諾，他也不敢貿然行事。9月30日，溥儀在天津日軍司令部麵見羅振玉和板垣的代表上角利一，盡管同時在場的香椎司令也力勸溥儀前往東北，但溥儀隻表示回去考慮。溥儀這時並非不願意去東北，隻是他想在去之前知道日本的安排。正因為如此，才有上麵提到的溥儀向南次郎和頭山滿寫信之事。關東軍見溥儀猶豫不決，便派土肥原前往天津，土肥原告訴溥儀，日本對東北“沒有領土野心”，“新國家”的一切由溥儀“完全作主”，當溥儀追問“新國家”到底實行什麼國體時，土肥原也一口答應“當然是帝國”。至此，溥儀才允諾前往東北。
但這時日本內部又出現了問題，首先是海軍拒絕利用軍艦運送溥儀，其次日本外務省也反對日本人直接插手組建偽政權事宜，還有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也想等解決了北滿問題後，再弄溥儀前來東北。可土肥原及關東軍中下層擔心夜長夢多，他們先挑起天津事變，然後趁亂將溥儀偷偷運出天津。為充當日本走狗，權欲熏心的溥儀竟不惜委身躲在隻有雙排座的敞篷汽車的後備箱內，為躲避各方的視線，溥儀又心甘情願地裝扮成日本小兵，幾經周折，溥儀才到達東北，但本莊繁不想讓溥儀過早地在東北出現，所以，關東軍又下令：禁止溥儀從事任何政治活動、切斷溥儀與外界的一切聯係，嚴密封鎖溥儀逃離天津抵達東北的消息。
土肥原之所以不顧本莊繁的意見，急於將溥儀弄出天津，主要是想造成既成事實，使日本政府和軍中央改變對事變處理的態度。至於本莊繁，隻是不想過早地讓溥儀來東北，隻要把溥儀與外界隔絕，這個問題自然解決。況且將溥儀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何時有用何時拿出，總比臨時再弄方便得多。
關東軍占領錦州後，拚湊中央級傀儡政權就成了當務之急。板垣赴京與軍中央、日本政府交涉的細節前已述及，這時日本政府、軍中央關於事變處理的方針也逐漸與關東軍一致。在調查團到來之前組建傀儡政權，已是日本政府、軍部和關東軍的共同目標。到1932年1月中旬，隨著馬占山就任偽黑省警備司令，日本在東北完成了省級傀儡政權的組建。為搶在調查團抵達東北之前，拚湊起中央級傀儡政權，關東軍從1月15日起，邀請日本國內的知名學者，召開了一係列有關經濟、產業、金融等方麵的“谘詢會議”，分別就法製、幣製、金融、關稅、農業、工業、畜產、礦業、稅收、商業等，為“新國家”出謀劃策。為引開國際視線，日本又挑起上海事變。2月5日，關東軍進占哈爾濱，至此，日本拚湊傀儡政權的時機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