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關東軍一方麵製定建立傀儡政權的方案，一方麵積極物色充當各種傀儡的漢奸。日本關東軍知道借漢奸之手建立傀儡政權既可以欺騙國際輿論，逃避國際義務；又可以“以華製華”，減輕中國人民的逆反情緒。當然利用漢奸還可以彌補自己人力、物力的不足，分化和瓦解舊東北政權的抵抗勢力。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利用漢奸組建的傀儡機構，最早始於9月25日成立的“遼寧省地方維持會”。該會委員長袁金凱雖為奉係文治派代表，但因第一次直奉戰爭後，被直隸派政府委任為奉天省長，遭張作霖嫌忌，事變發生時已處於隱退狀態。該會副委員長闞朝璽原本為熱河都統兼第三師師長，後因與郭鬆齡有染，遭張作霖嫌忌而退官。關東軍拚湊的各級傀儡機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不管傀儡機構級別高低，都忘不了配備日本人顧問，“遼寧省地方維持會”也一樣，“聘請”了滿鐵地方部衛生課長、滿洲青年聯盟理事長金井章次充任最高顧問。在日軍占領下的奉天，最高顧問理所當然地成了維持會的主宰者。維持會名義上維持地方秩序，實際上充當了日本拚湊傀儡政權的工具。
網絡失意官員，拚湊傀儡機構隻是關東軍組建傀儡政權很小的一步，拉攏地方實力派軍閥才是關東軍拚湊傀儡政權的關鍵，為此日本關東軍及各類特務機關，軟硬兼施，威逼利誘，先後迫使於芷山、張海鵬、張景惠、熙洽、臧式毅、馬占山等投靠了日軍。
關東軍雖急於拚湊傀儡政權，但它知道自己的勢力僅限於主要城鎮和鐵路沿線，貿然讓剛拚湊起來的傀儡機構宣布“獨立”有可能適得其反，因此日本侵略者采取了迂回策略，巧用“自治”美名，逐漸將勢力向地方滲透。為推動各地的“自治”運動，關東軍又於11月10日設立了所謂的“自治指導部”，該指導部部長雖為漢奸於衝漢，但其成員卻多為日本人。該指導部不僅配備有兩名日本人顧問（中野虎逸、中西敏憲），而且其所屬各部部長也多由日本人擔任。這樣，隨著“自治指導部”在奉天掛牌，出身於滿鐵社員、滿洲青年聯盟盟員和大雄峰會會員的自治指導員，便陸續前往各縣拚湊偽自衛團，組建偽警察隊，假“自治”之名，拚湊偽地方組織，把持地方實權。
如前所述，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國東北從中國分離出來，組建完全“獨立”的“新國家”，自治當然無法滿足其要求。為籌建省級偽政府，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各種侵略勢力一起動手，當策動地方實力派工作取得一定進展後，日本便指使“遼寧省地方維持會”委員長袁金凱貼出布告，宣布遼寧省與張學良政權、南京國民政府脫離關係。而在這之前，偽吉林省的組建工作就已完成，這是因為根據關東軍參謀部9月22日製訂的《解決滿蒙問題方案》，日本在吉林計劃起用熙恰，而熙恰也急欲充當日本侵略者的工具。滿清皇族出身的熙恰不僅利欲熏心，而且處心積慮地想複辟愛新覺羅王朝。所以當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他便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9月22日，關東軍決定起用熙恰後，當日就派今田新太郎赴吉與熙恰聯係，23日，侵入吉林市的第三師團長多門二郎、顧問大迫通貞便與今田一起策動熙恰出麵組織偽吉林省政府，同日板垣還電令羅振玉赴吉與熙恰聯係。27日偽省政府的人事安排就緒，28日熙恰宣布“獨立”。為獨攬大權，熙恰采用軍政合一的統治形式，日本關東軍當然不會天真地讓熙恰獨立，關東軍不僅給偽吉林省委派了最高顧問，而且還委派了主管財政、民政、實業、教育等部門的專職顧問。偽吉林省的實權實際上控製在日本顧問手中，熙恰及他的同黨們不過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
根據9月22日關東軍參謀部的計劃，日本在遼寧省主要想起用於芷山、張海鵬，但遼寧省真正的實力人物是臧式毅，此人早年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後來追隨張作霖，主要負責兵工廠，事變前曾任奉天鎮威上將公署少將參謀長、遼寧省主席，事變時被日本憲兵逮捕。當偽吉林省政府成立，懷柔馬占山的工作也露出一線希望之後，關東軍便加緊了對臧式毅的逼降工作。袁金凱雖按關東軍的旨意宣布獨立，但袁金凱不過是一個失意文官，其影響力根本無法與臧式毅相比。另外在臧式毅被監禁期間，錦州方麵並未免去他的省長職務，日本拉攏並積極啟用臧式毅，還兼有與張學良爭奪臧式毅的用意。12月15日，臧式毅最終選擇投靠日本，他在板垣事先準備好的文件上簽字之後，便由階下囚一躍而成偽省長“大人”。“遼寧省地方維持會”雖隻好摘牌歇業，但原來的那班日人顧問卻搖身一變，成為偽奉天省政府的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