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萬提斯在運用民間口語、諺語方麵做出了榜樣。前文說過他是第一位運用西班牙語言寫小說的人，他在《堂·吉訶德》中對西班牙人民的口語作了大量加工提煉工作，使他的語言不僅具有了民族語言風格，而且也為後代的作家用母語創作起到了示範作用。而且人物語言也極合乎身份，講求談吐得體。堂·吉訶德則是學識廣博，思維敏捷，高談闊論，斯文雅致，用詞較準。桑丘則是另一路風格，農村語言樸素自然，一串串的民間俗語，而且表意確切，令人無不叫絕。在語言這個文學本體上可算是樹立了新的榜樣。就連馬克思這樣的文章大家，都讚不絕口。他和恩格斯都喜歡塞萬提斯的語言。馬克思還特意以《堂·吉訶德》為教材，為李卜克內西講授西班牙語。文學大師首先應是語言大師，塞萬提斯當仁不讓。
文學語言實踐的正反兩方麵經驗告訴人們，語言最忌空話、套話、大而無當的廢話，最講求情感特征，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情感和想法，才是好的語言。而今世界範圍內的寫作發展態勢，日漸重視語言為主體的文體學方法。索緒爾的語言學基礎理論發展到喬姆斯基的語言學，進展驚人之快。寫作者無不在語言上下功夫，力求體現個性，形成風格。作家的成功，首先是語言的成功。文體的興起與衰亡也實在是語言上的改變。這實在是值得我們引起重視。而塞萬提斯的語言特點還有待於我們深入去研究。
西班牙《工人世界》報認為：“所有的語言不是貴族和資產階級矯揉造作的談吐，而是人民的、清楚有力的精確的語言”。塞萬提斯語言的大眾化、精確為人公認。研究者還統計過全書應用的諺語有250多條之多，其中4/5集中在桑丘身上。神父說：“這潘沙一家人都是肚子裏裝著一大桶俗語來投生的。”桑丘老婆、女兒也一樣本事大。此外，兒童歌謠也編進書中，具有較強的時代氣息，純相天成，毫不藻飾，把這些生長於下裏巴人中的寶貝語言一經改造，就成了妙語連珠的活動的蹦跳的語言，輕風細雨一般，令人耳目一新。
小說對風景的描寫都很具體，且服務於人物的思想、感情變化。對人物外貌描寫也是神來妙筆，讓我們一閉眼就會看到“堂·吉訶德先生說話時，似乎是一直騎在他的高馬上的，而桑丘則仿佛一直坐在他那謙卑的驢子上（海涅語）”。就連堂·吉訶德的瘦馬和桑丘的灰色驢子也有著鮮明的個性特征。
《堂·吉訶德》這部巨著也有些不足之處，但也算是白璧微瑕。作為人文主義者的時代局限，主人公單槍匹馬尋找“黃金時代”，去實行“烏托邦”式的騎士功業。這實在是強人所難。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連作者本人也不知道路在哪裏。其次對西班牙的宗教裁叛所的火刑，作者作了有意的回避，這也是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所致，大約他不想把麻煩惹大。
《堂·吉訶德》長篇小說在情節結構上還是較鬆散。尤其作者怕冗長敘事吸引不住觀者，特意又穿插一些小故事在裏邊，結果成了美人臉上的疤痕，這也是作家開始時的不太自信所致。遊離於整個作品之外，顯得無關緊要。
還有小說體例上前後不大統一。原來計劃寫四卷，後來篇幅加長，等於是個擴建工程，所以設計思想並不連貫。此外還有一些疏漏之處也為行家一再指出。如堂·吉訶德的寶劍被苦役犯拿走了，後來又回到手中。桑丘的“灰點兒”丟了，沒找就又騎在了跨下，等等。這是篇幅太長了，作者還沒有照應到之處。這或許也是作家年邁之後，老眼昏花，再加生活夥食不太高，居住條件差，讓天才的構思總受到環境幹擾所致。因為誰都得承認，寫作時首先得有個適宜的環境才好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