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中國人是在五四以來才興白話小說白話散文詩一樣，《堂·吉訶德》在17世紀西班牙也還是一種新的文學體式。除了法國人文主義作家拉伯雷的小說《巨人傳》，《堂·吉訶德》便是歐洲最早的散文長篇。在整個歐洲現實主義長篇創作中起到了開先河之作用。
任何一種文學樣式都不會憑空產生，《堂·吉訶德》也是在英雄史詩、騎士小說、流浪漢小說等文學形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也是作者繼承前人創作經驗又不斷創作的成果。在塞萬提斯看來，騎士小說的可取之處是“題材眾多”、“不受韻律拘束”，作家完全可以“借題發揮，放筆寫去，海闊天空，一無拘束”，史詩、抒情詩、悲喜劇都可以。塞萬提斯作為一種文體嚐試，在《堂·吉訶德》中充分表現了波瀾壯闊的西班牙社會內容以及變化著的人情世故，呈現了各種人物為了生存而忙碌操勞的景觀，眾生世相一網打盡。騎士比武場麵的“決鬥”笑料百出。西班牙士兵的英勇不屈和命運悲慘，被俘虜人的苦難經曆和忍辱負重無不令觀者為之動容。世事的艱辛、活人的艱難、時代的無道弊病、驕橫淫逸的貴族、赤貧的販夫走卒、薄幸的情郎，芸芸眾生，呼之欲出。無不受惠於騎士小說提供的養料。
塞萬提斯也摒棄了騎士小說的不足：情節的荒唐脫離現實的內容，人物專寫上層貴族、騎士、王公、夫人、小姐等等，下層勞動人民被排斥出描寫之列，雖偶有涉及也是竭力去醜化。這些在塞萬提斯那裏都得到了較好的更正。僅把主仆二人的遊俠活動安排在一個真實的社會背景下，以瘋顛滑稽的外表作為修辭策略，對十六七世紀西班牙封建專政社會的腐朽進行了盡情的抨擊與揭露。主仆二人便是執行作者這一意圖的兩個功能性符號一般，用他們的行蹤、見聞來串連起了一個活動的社會畫麵。他通過這一形式，批判涉及了政治、宗教、道德、婚姻、教育、文學、社會風尚等一係列問題，以堂·吉訶德的理性大力進攻黑暗社會，展現光明未來，以桑丘的智慧來安排生活事務。在理想與現實相對應的基礎上冷嘲熱諷、旁敲側擊，一反騎士文學內容庸俗浮躁、淺陋的蒼白無力，對西班牙社會進行深刻解剖同時，對西班牙人性的重構起到了超出預料的巨大作用。這是一個成功的範例。
塞萬提斯對流浪漢小說也作了批判的繼承。既往的流浪漢小說，多以主人公流浪生活為線索，描寫下層平民生活為題材，並從下層人物角度去觀察和諷刺某些社會現象，作為16世紀中葉產生的流浪漢小說，衝破了騎士傳奇反映生活的範圍，注入了現實主義的活力，重視人物性格的描寫和人物形象的刻畫。主人公的生活經曆和廣闊的社會環境描寫交織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說模樣。也反映社會各層人物，以幽默俏皮的手法，大膽地諷刺僧侶的欺騙、吝嗇、貪婪、偽善、貴族的傲慢和空虛，揭露西班牙社會的腐朽破落，語言簡潔流暢，敘述生動自然，筆調辛辣有力，受到廣泛歡迎，代表作有無名氏的《小癩子》（1553年）。
塞萬提斯克服了流浪漢小說主人公懷疑人生、玩世不恭的悲觀思想，發展了騎士小說裏麵英雄人物為理想而奮鬥獻身的精神，把自己較多的同情和愛交給了堂·吉訶德，使這個初看受人嘲笑的可笑騎士從黑暗的時代中矗立起來，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滑稽英雄。
堂·吉訶德作為喜劇性人物能針砭時弊、切中要害，激烈的言辭，頑強的追求，非用瘋人語言不可，令讀者笑過之後，無不肅然起敬，再讀便受到鼓勵和教育。塞萬提斯筆下的勞動人民多是善良、智慧、樂觀的性格，這也一反流浪漢小說的悲觀氣氛。好心的女仆瑪利托內斯，分贓公平的強盜羅益·吉那特，受到種族歧視迫害的摩爾人李果德，都對西班牙人民給以正麵的肯定。總之，塞萬提斯是一個寬厚的長者，生活對他雖然不公，命運對他也不幸，可他卻寄希望於整個人生，一直樂觀地愛著祖國，關心著人民的前途。這才使他成為了一代受尊重的大師。對此，德國詩人海涅說過：“塞萬提斯在武俠小說中安插了對下層階級的真實描寫，摻和了人民的生活，開創了近代小說。”詩人海涅充分肯定了塞萬提斯在長篇小說發展史上的貢獻。他還說，正如同我們把莎士比亞推崇為“後世戲劇藝術的開山祖師”一樣，“我們應該推尊塞萬提斯為近代小說的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