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萬提斯沒有文論方麵的專著，他的文學觀念散見於其大量作品中及其序言裏。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去體會。
首先，他主張文學必須“摹仿自然”，真實地反映現實，反映人生。塞萬提斯強調小說“隻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範本；摹仿得愈加妙肖，你這部書也必愈見完美”。“用不著去乞憐於哲學家的格言，《聖經》裏的義理，詩人們的諷諭，辯士們的詞鋒，乃至聖徒們的玄秘”。他要求“必須不背戾讀者的理性，必須把不可能的寫得仿佛可能，而使讀者的驚奇與愉快並存不悖”。因此，他強調要“特別注意故事情節的或然性。”認為喜劇“應該是一種人生的鏡鑒，風俗的範型和真理的假象”。塞萬提斯對當時那些“破壞真實”、“違反曆史”的騎士小說、流行喜劇深惡痛絕。
“摹仿自然”，真實地反映人生，這是從古希臘時代亞裏士多德那裏就開始提倡的文學觀念。這在當時正值文藝複興的高潮，塞萬提斯自覺地遵循了文學反映現實，為現實服務的觀念。把現實當作唯一的範本去“摹仿”，成為當時世界性的文藝思潮。這也是對經院哲學教會文學把虛無縹緲的宗教神跡作為描寫對象，脫離人的生活的一次反撥，讓文學回到人間，為人來服務，擺脫神的桎梏，這是文藝複興大師的主攻方向。為此他還特別強調“不要乞憐於哲學家的格言”。這兒的哲學家當指經院哲學家。對此，塞萬提斯是深惡痛絕的。另外，把自然當成美的追求的唯一範本，這為後來的德國美學家康德專著論述過。在古典主義哲學範疇中，康德把美區分為藝術美和自然美兩種類別。在他看來，藝術美即人工創造的美是次於自然美的，人類追求美的創造是一個由藝術美向自然美的趨進過程。人類也隻有盡力想法去接近自然美的水平，真正達到自然美似乎還是個疑難。由此可見，康德所推崇備至的美卻是自然美。這正是從亞裏士多德到近代康德美學思想的一脈相承的聯係。而塞萬提斯的以自然為範本的觀念，正好與康德是不謀而合的。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塞萬提斯身體力行實踐這一正確的文學觀念，並追求真實自然的美，對泛濫於社會的騎士文學輕糜浮躁文風也是一個有力的反撥。他所產生的現實作用和曆史意義是深遠的。現實作用便是尊重讀者，把讀者作為寫作的服務對象，這是極有價值的寫作思想。並要求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把握作品的藝術性，這實在是切中要害。曆史意義便是它體現了文藝複興的革命性，對人性解放的指導作用，視為文學藝術的職能，主張為現實和“為人民服務”的文藝觀。
當然，對於“真實性”的討論，限於當時的曆史環境，還不可能區別出藝術的真實性與客觀現實的真實性來，二者隻好是混為一談。從今天的文學觀念來看，文學藝術的真實性是指“作品創作的某個細節統一於作品本身創造的藝術世界就為真實。”而客觀現實的真實性則是指自然科學範疇的客觀可驗證性或是定性定量的準確性。這是兩個不同邏輯範疇內的概念了。為此，文學作家已不屑於去一味“反映”而去表現自我表現人生了。這是文學觀念的現代意義了。
其次，塞萬提斯強調文藝具有“娛人”和“教人”的社會作用。他認為，一本好的戲劇，可以使人“對於詼諧的部分會覺得有趣，對於嚴肅的部分會覺得有益，對於情節會覺得驚奇，又因見了欺詐的而自知儆戒，見了好榜樣而更加賢明，對惡德知道疾惡，對美德知道愛慕”。他主張文藝“既可以娛人，也可以教人”。強調文藝要能“喚醒一切熱情”的社會教育作用。塞萬提斯以此來針對那些“隻在供人消遣，無關士道人心”的作品，“荒謬絕倫”的騎士書以及當時一些商品化了的喜劇，認為他們是“無益於人的族類的”。
關於文藝的社會功能，塞萬提斯明確主張“娛人”“教人”的寓教於樂功效。反對荒謬的引人走火入魔的騎士文學，在《堂·吉訶德》第一部中讓教士評判，然後燒掉了許多此類作品。文學便是人學，文學作品對人的教化作用，或者是說心靈淨化作用曆來為人重視。至今，人們也不可否認，文學藝術作品在審美愉悅的過程中，必然會對人的道德情操產生潛移默化的陶冶作用。作為人類精神食糧，文學藝術作品永遠都是人類的良師益友。塞萬提斯批評的“無益於人的族類的”作品也永遠不會為人們歡迎。作為對騎士文學的反對，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正是通過用騎士文學的形式反對騎士文學，采用滑稽摹仿的反諷手法達到了對騎士文學的清算，為騎士文學的滅亡敲響了喪鍾。為後世文學發展指明了“教人”、“娛人”的正確發展方向。對今天的文學發展都有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