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法一說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可能因當時多用動物之角作為治病工具而由此稱謂。中國有些古書中也有以角罐治療痔疾的記載。漢《五十二病方》原文“牡痔居竅旁，大者如棗，小者如棗（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鬥米頃，而張角，絜以小繩，剖以刀。其中有如兔髕，若有堅血如抇末而出者，即已”。晉代名人葛洪在《肘後方》醫書中也提到角法，有人認為是葛洪曾涉足壯族地區，親見當地民間角法，始操筆記於《肘後方》，並提及壯醫仍在使用黃牛角、麂子角、黃麂角作為拔罐的工具。唐代的《醫心方》也提及角法治療：
“治是腫病，若在餘處，也破之，而角嗽去惡血。”
在南北朝時的《姚氏方》開始提及不能用角法：“若發腫至堅而有根者，名曰癰，當上灸百壯……癰疽、瘤石、結筋、瘰鬁，皆不可就針角，稍有不及禍者也。”
二、陶罐開始使用的年代
在原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的陳列館中，收藏了數枚古時火罐，其中有一漢代陶製火罐，色黯紅，表麵留有斑塊樣燒製的附著物，外形稍扁，大小與現代用於臨床的陶罐相似。以此可以推測，漢代以前就已經應用陶罐治療疾病了。
三、竹罐開始使用的年代
到了唐代才開始有用竹筒做成竹罐代替角罐和陶罐的記述。王濤在《外台秘要》中提到“取三指大青竹筒，長寸許，一頭留節，無節頭削令薄似劍，煮此筒數沸，及熱出筒，籠墨點處按之”。這就是已知最早記載的竹筒製作和以水煮罐的吸拔方法。
公元1086～1093年間，宋代的唐慎微根據《嘉祐補助本草》、《圖經本草》編著了《證類本草》，其中提到“治發背，頭未成瘡及諸熱腫痛，以竹筒角之”。
宋代的《太平聖惠方》中就水罐的適應證和非適應證就有明確的說法“凡癰疽發背，腫高堅硬膿稠盛色赤者，宜水角。陷下，肉色不變軟漫稀者，不宜水角”。
此後《瑞竹堂經驗方》的竹筒吸毒法、《外科正宗》的煮拔筒法，均有記述。到清代《醫宗金鑒》的拔罐思路又有所發展，首次提到中藥煮竹筒用於臨床，把辨證用藥和罐法緊密結合起來，此法延續至今。
1949年以後，隨著中醫和針灸事業的複興，火罐也在臨床中應用增多，並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醫兒科學》、《中醫外科學》等教材中作為專門治法論述。在《刺血療法》、《針挑療法》等專著中，也詳細記述了火罐與刺血、針挑協同使用的方法。針罐合用、灸罐同用、藥罐並用在各類中醫書籍、雜誌中多有介紹。
第三節火罐療法機理
《素問·調經論》曰：“五髒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強調“脈道以通，血氣乃行”。運用火罐治病，正是依先人所示“守經隧”、“通脈道”、“調虛實”、“行氣血”的理論。火罐治病總的法則是通其經脈，營其逆順，調其氣血，氣行血得行，營衛通暢，祛病健身。主要手法是通過罐體邊緣及負壓吸吮、刮燙皮膚，牽拉、擠壓淺層肌肉，刺激經絡、穴位，循經感傳，由此及彼，由表及裏，以達脈道通、虛實調、血氣行、陰陽平的目的，故可治病。
目前，火罐療法逐漸擺脫單純用於療癰排膿或腰背疼痛以及作為其他治療方法的輔助手段等情況，正在以新的麵貌，成為獨立治療手段而出現於臨床。
筆者在數年內，單用火罐手法，如走罐、閃罐、轉罐、搖罐、熨罐、提罐、坐罐、血罐等，治療觀察心血管疾病56例，消化係統疾病48例，免疫係統疾病26例，神經係統疾病30例，婦科疾病78例，兒科疾病34例，感冒42例，性功能低下症7例，效果均較滿意，尤以正氣失充導致的虛損類疾患效果更好，確有抗老健身之功效。諸多患者按療程治療後，多顯現自穩調節能力增強，檢驗指標正常或趨於正常，自覺症狀消失或明顯改善。在可選擇的治療範圍內，其效果不遜於針、灸、中藥。以走罐手法為例，依五髒六腑之腧皆輸注於背的原理，以膀胱經、督脈為主，多施於背部。督脈統督人體的諸陽經脈，起於胞中，下出會陰，上經腰背正中至頸部入腦、故督脈為十二經脈之綱領和動力。督脈是否振奮、協調，直接關係到人體功能是否相對平衡與穩定。膀胱經4條經脈在人體背部分布最廣，五髒六腑之腧輸注於背的各點均在膀胱經脈上，而且多是兩個穴位反應點，可見太陽膀胱經與五髒六腑關係密切。
走罐時循經熨刮、牽拉、擠壓皆屬物理刺激，有機械刺激和溫熱刺激的雙重作用。通過負壓的罐體移動形成良性機械刺激，使局部充血，促進新陳代謝，進而循經調動髒腑功能。溫熱刺激主要是通過走罐產生摩擦，與機械刺激同時作用於背部神經根，反射至大腦皮層，振奮中樞神經。筆者在臨床中觀察到，施術後患者背部常有舒適的溫熱感，有的可保持半天以上，有的尚在患處（如脘、腹、膝等處）出現明顯反射熱感。有文獻報道：施術之後，患者血紅蛋白可增加20%，紅細胞增加100萬以上，白細胞增加8